渐进社会工程的象征：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2)
2013-05-12 18:07
导读：主题是显豁的，构思也单纯明了，开头结尾的叙述者充当韩梅梅信件的引号，叙事主体部分是韩梅梅的四封信。主题通过韩梅梅主动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养猪
主题是显豁的，构思也单纯明了，开头结尾的叙述者充当韩梅梅信件的引号，叙事主体部分是韩梅梅的四封信。主题通过韩梅梅主动参加生产劳动成为养猪能手的先进事迹就得到充分的阐释，另外还加上同学张伟挑肥拣瘦看不起劳动的落后思想作为对照补充。这样的意义传达是明确完整的，但显然缺乏吸引人的性。《春种秋收》就迥然不同了，且不说它把描写叙述的多种手法穿插结合，制造波澜起伏摇曳多姿的叙事效果。更重要的是，它还运用了一个百试不爽的小说元素来运载意识形态，那就是爱情。应当说，康濯对玉翠和行动的描写是现实主义的，她想通过婚姻走进城市，这是青年女性实现进城梦的快捷方式。然而，这样一位相貌出众的女性却在城市人那里屡屡碰壁，她所遭遇的城市男人大都是缺乏性魅力又无法沟通的；至于她自己看得上的团书记，人家又嫌她不安心农村，思想不好。这样，美丽的农村姑娘看来就只能转变思想选择嫁个农村青年了。当然，接下来的叙事就应该交割给革命浪漫主义的喜剧原则了，这是主义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玉翠和农村优秀青年、科技能手周昌林
戏剧性的情感发展把留在农村、获得爱情与幸福生活完美统一，顺理成章地完成了歌颂合作化的主题叙事。在对这桩婚姻的叙述中我们经常听得到喧闹的笑声，流溢着乌托邦欲望满足营造出的幸福感。这是当时农民所能想象的最好结局：劳动、爱情、幸福（更直接地说是「富裕」），当然也是主导意识形态可资利用的资源。康濯的叙事策略以一出爱情喜剧抚平了城乡差别和阶级等级制的不公，把农村人安放在新的田园牧歌中，那才是他们获得幸福的不变的位置。
《史》对城乡对立主题采取暗渡陈仓的方法，爱情仍然是首选的载体。相对于一心扑在合作化事业上的梁生宝，徐改霞未免过于敏感多情。然而她进城的动机一开始就不同于那些被城市生活享受所吸引、蜂拥而上考工厂的农村闺女，她是在爱情受挫之后受代表主任郭振山的鼓动，怀着参加国家化的崇高思想想要离开农村的，最后又因为爱情无望，通过国家正常招工决绝而去。叙事导向这样的想象：如果没有郭振山对这桩婚姻的破坏，如果没有连续的误解，生宝和改霞本应该有一份美好的爱情，改霞根本用不着进城当工人。这样，《创业史》典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借助于传奇小说中小人破坏的模式保持了意识形态平衡，改霞进城不再是一件值得歆羡的喜事，尽管对于大多数农村人来说事实恰恰相反，那一片考工厂的学生蓝和黑头发就是最雄辩的证据。此外，叙事还借助改霞寡母的孤寂进一步抵消了改霞进城的诱惑，用亲情抵挡外出寻找新生活的冲动，以家庭的名义让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样，柳青合情合理、严丝合缝的情节发展就堵住了农民进城的正常管道，祛除了有关城市魅力的可能想象，浮在叙事流表面的是新富农郭振山的阴险、改霞的失望、改霞母亲的悔恨，这些东西足以把城市推向情感认同的负面。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进入80年代，路遥为我们留下了关于城乡对立主题的最沉痛最尖锐的思索和表达。写于1981年的《人生》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写于1985-1988年的百万字长篇《平凡的世界》获第三届茅盾奖。两部小说分别打上了清晰的时间印痕，但都拥有明确的主题表达，那就是坚定的进城步伐。为路遥带来巨大成功的《人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轰动效应至少部分是因为它抓住了一股强劲的社会情绪，在城乡差距相对以后要大得多的那个时代，这种社会情绪会表现得更激烈。这就是为甚么《人生》是同类主题阐释中最具有现实主义批判性的一部小说，它的感染力源于真实的生活描写、丰满的人物形象、充沛的思想感情等为经典现实主义赢得声誉的文学代码。二十多年后的读者依然感受得到高加林的痛苦，因为他的愤懑直指社会不公──同样的或不同表现的社会不公现象今天还未消除，通过社会工程逐渐消除它们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像《红与黑》中的于连一样，高加林也是在久远的未来仍会唤起激情的人物，他的仇恨在1998年刘醒龙一篇并不成功但很有影响的小说《大树还小》中激化到咬牙切齿的程度。后者批判的锋芒指向80年代的知青神话，农民秦四爹因为跟女知青谈恋爱入狱三年，而知青却可以肆意让农民女儿为他们流产再抛弃她们。二十多年后自命不凡的知青依然趾高气扬地骑在农民脖子上，农民女儿因为贫困还得充当他们的玩物，这就是知青对救命恩人的报答，也是城市对农村的暴行。在《人生》的时代，路遥通过感人至深的艺术形象圆满传达这种社会情绪，不能不说是表现了超出常人的胆识。《人生》的语义世界不同于《春种秋收》、《创业史》，关于农村与城市的义素组不再把国家工农业建设事业放在个人现实生活及其观念的对立面，农村与城市不同的社会和差距凸现出来，农村人与城市人不同的阶级意识变得分明起来。小说的语义域不再停留于意识形态宏大叙事堂皇话语的表皮，而集中于个人生活道路来把捉深层的时代脉搏。分析起来，《人生》的意义结构表达式涉及四个义素：在城市语义轴上的两个相反义素是个人前途／小市民意识，在农村语义轴上的两个相反义素是贫困／，它们组成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形，这个义素系统（即意义的基本结构）生成拟人的结合──即叙事人物。在复合轴合成的是黄亚萍以及克南妈、亚萍父母等自私势利的城市人，中性轴上合成的是小说中的理想女性巧珍，她是贫苦农村的精神化身，集真善美于一身，体现了路遥有关农村想象的乌托邦性质。纵向的情态轴是城乡能量交换的可能途径，高加林由贫困的农村进入城市，并梦想借婚姻走向更大的城市，是贫困与小市民意识的结合；至于道德与个人前途的结合则是那个一闪而过的高加林的叔父，但他的进城之路不具有普遍性，因此情态轴1缺乏示范性的道德吸引力。在康濯、柳青的时代，进城的路被农村优秀女性的爱情渴望阻断了，无论这爱情是获得还是失去，农村都是作为男性魅力的能指磁心一样吸引着追求幸福的女性，而对于农村男性，这种爱情奖赏似乎反倒无关紧要。于是农村以一种男性霸权主义的自高自大把贫困的自我变成了地上乌托邦，这正是意识形态叙事的意图。《人生》转换了进城主题的模式：追求城市文明生活、以个人前途为目标的男性抛弃纯洁善良的农村女性，而以城市女性为爱情进攻对象和和实现目标的助手。这也是男性叙事经常采用的叙事方略，但是更具批判性反省意识：在推动故事发展的交换机制中，女性是最常见的交换物。因为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女性就一直是男人的战利品、奖赏、礼物和财富，所以征服城市首先从征服城市女性开始。开始，当男性开始以主动进攻的姿态追求现实的幸福生活的时候，女性就作为农村或城市的能指，分别成为被抛弃或征服的对象词项，就像巧珍与黄亚萍，她们代表文化的对立和阶级的对立。然而这样的文化选择是痛苦的，从熟悉适应的人文环境转换到一个陌生多变的人文环境，很容易感受到敌意与挫折；而且由于进城的路遍布人为阻力，它必然蕴含人性裂变的种种可能。因此，路遥文本中的城市被意指为无情的异在，而农村则是精神的支持、心灵的归宿，是人获得根基持存性的热土。高加林的背叛受到道德的，因为他不仅背叛了巧珍，还背叛了农村背叛了故乡背叛了，这就是进城的代价。背叛当然要受到惩罚，不仅要丢掉城里的饭碗，还要被城里女人「真诚地」抛弃。这样，在批判现实主义客观冷静的社会解剖刀下，来自没落文明和弱势群体的道德义愤和阶级立场，就缓和了农村物质生活的贫困落后可能带来的心理阻抗，而通过痴心女子负心汉这一传统爱情故事的全新演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