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社会工程的象征：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3)

　　三部长篇《平凡的世界》不同于《人生》的，是浓郁的春天的气息──浪漫主义激情。它写于改革初见成效的时刻，后来日渐严重的农村改革新问题（如重税、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不明晰、政绩工程、贪污腐败等）尚未显露，光明的前景展现在敢于进取的新一代农民面前。虽然外面的世界依然是设防的城市，但农民进城的路子毕竟宽阔了许多，汹涌的民工潮正在冲击城市的大门。这是一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时刻，正是传奇出现的境遇：「至于传奇，看来它最终定型的条件，即我们曾提到的其它前提所依赖的条件──世俗性的范畴，觉得像魔力似的善和恶的意识形态素，某种救赎的历史性──似乎要在某个过渡的时刻出现，在这个过渡时刻，两种迥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或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共存。它们的对抗性还没有从社会阶级斗争方面系统地表现出来，因此消除对抗可以通过某种怀旧的（或者不那么经常地通过乌托邦的）和谐的方式投射出来。」2这种过渡时刻主要被感受为一种有机社会秩序的经验，尽管它正处于被渗透、破坏和重组的过程之中。所以，强烈的主观理想化冲动对于现实社会变化的拯救是《平凡的世界》的历史性特征：它使那个世界隐藏的梦幻得以显现，对一个时代的理想和恐惧、尤其是不能在其它形式中得以表现的理想和恐惧提供一种特别精确的记录，因而是神话层次上的模仿，是一个时代集体潜意识的形式。这一点使它像时髦本身一样趋于衰落，在自己的时代投其所好，在另一个时代却令人难以卒读。同时这也意味着它总是富有启示性的：让我们暂时地、戏剧性地体验过去了的陌生社会的独特压力，从而更了解自己时代的特点。

　　《平凡的世界》依然接续《人生》的主题表达，但按照当代英雄传奇史诗的秩序改编了城市与农村的语义。对于孙少平来说城市不仅是获得个人前途、文明生活的入场券，它还是承载未知向往的冒险之地，因此它既是信仰中的未来──人生理想，也是主动经受苦难消耗英雄主义激情的人间炼狱。农村虽然在改革中走上脱贫之路，但依然期待更大更全面的变化。它充满活力的传统（乐于助人、诚实不欺、坚忍不拔、温暖亲情等）是少平性魅力之所在，也是他走出困境的力量源泉，是他最终获得成功的绝对因。但同时农村又是束缚他因而必须坚决跳脱的保守主义藩篱。这样，分裂因素的结合就标示出历史的「野性思维」（或詹姆逊所谓「无意识」）突围式的解决方法。这一次城市不再是滋生小市民意识和生存特权的无情异在，它被英勇献身的田润叶、田晓霞变成了在苦难中成就未来的理想女性，她们是慷慨的赠与者，当英雄受到考验、质询、攻击的时候为他提供无私的帮助。她们把城市合成形而上的追求或希冀的主题，蕴含传奇式的世俗未来的拯救之路。在中性轴上的结合生成了农村改革新人少安，他暂时还满足于就地发展非农产业的致富计划，这是那个时代农村经济发展的历史局限。情态轴上农村与城市的相互蕴涵指示着进城的道路，少平以道德活力走向梦想，而保守与苦难总是结伴而行，是父辈们坎坷的人生经验，也是对人生欠缺意义思索和进取精神的郝红梅的生活教训。与《人生》相比，《平凡的世界》彻底重写了由城市与农村组合而成的我们生存其间的世界景观，城市冉冉升起，是少平西天取经的人生意义。农村依然是道德（活力）的源泉，发送迷人的男性魅力，为少平和少安搭起成功的桥梁，但却不再诞生巧珍那样的理想女性，因而永远丧失了阿拉丁神灯赋予农村的精神力量。这样，少平走向城市不再意味着对农村的背叛，而是朝圣教徒崇高的人生选择，《平凡的世界》因此被演变为历史与传奇的奇特混合。

　　在《平凡的世界》中，两种文类形式因素的矛盾是可以明白辨识的，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史诗性宏观叙事格局和个人主义英雄传奇的异质性存在，姑且称之为「传奇史诗」。它的整体结构是《创业史》式的，力求全景式反映1975-1985年近十年间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巨大历史性变迁。因此对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物都试图点击囊括，从而使有关县、地、省级领导和各次要人物的详细交待仅仅具备形式完整的意义，对叙事进程不构成任何必要性。另一缺陷是对史诗的意义提升没能从叙事中自然流露，而在无限延宕中被放逐，没有达到穿透历史的预期效果。另一方面，传奇叙述的异质性脱离现实原则，敞开感受其它历史节奏、以超凡的乌托邦方式转变固定现实的可能。脱掉史诗性叙事冠冕堂皇的礼服，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是以少平为中心的人物运动的河流，一个在朝圣与爱情的旅途上疯狂冒险、在苦难中体味人生崇高感的当代英雄传奇。文本是如何把少平制造成当代英雄的呢？首先是把基于城乡差别的农民进城的欲望改写为自我放逐，到外面去闯荡世界的「青春的激情」。在城市当揽工汉的少平虽然挣扎在社会最底层，为几个钱受尽折磨，但他却不仅仅将此看作谋生活命的手段。「职业的高贵与低贱，不能说明一个人生活的价值。恰恰相反，他现在倒很『热爱』自己的苦难。通过这一段血火般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历经千辛万苦而酿造出的生活之蜜，肯定比轻而易举拿来的更有滋味──他自嘲地把自己的这种认识叫做『关于苦难的学说』……」3这样，农民──民工遭受的社会不公被坚定的信仰演化为忍辱负重的人生，它的根生长于中国源远流长的生存智慧中。然而少平主动承受甚至追随苦难的强迫症更像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白日梦，它的幻想性质正是传奇的功能──把人从禁忌和偏见中解放出来，释放受抑制的潜意识，满足隐藏的愿望和梦想。这当然是路遥隐秘的叙事动力──它明白无误地渗透在话语的每一个词汇选择与组合中，那种激昂夸饰的语调很像是十七年的英雄主义再现。可惜少平作为传奇史诗中的英雄，其英雄性已失去外在神奇事迹的支撑而呈现自我消解的趋势。无论少平如何从劳动、从苦难中挖掘崇高的意义，他的人生搏斗却总是落脚在「进城」这一个人的现实生存目标上；而且他并没有找到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有效途径，他由揽工汉变成矿工纯属偶然──是希望他入赘的曹书记和爱着他的田晓霞帮忙活动下来的。因此叙述逻辑引出这样的结论：仅仅依靠自己男性的魅力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少平就必然获得拯救，尤其是来自女性的帮助。这位云游城市寻求冒险的当代英雄为自己制造不应有的困难，以便在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显示骑士的英勇、圣徒的崇高。他向城市的进攻采取消极被动的方式，表现出偏爱温情、退隐、田园诗的传奇境界的潜意识冲动。他背对冷酷艰难的生存，退回书本世界、自我道德完善、理想爱情和温馨的家庭生活，最后他的进城不过是实现了由城市向另一种乡村的退却──矿区是封闭起来的宁静的乐园。然而他前途渺茫的个人奋斗被女性的爱情饰以光环，使他的胜利如同古代骑士一样同时在战场（进城）和闺房（城市女性）两个方向展开。显然路遥是过于偏爱他的农村青年了，少平先后得到拐女子、田晓霞、金秀、惠英等女性的爱，其中两位还是大学生。他的心态仿佛一位体验生活的作家，在工地和井下都在读文学书籍，还与田晓霞耍弄文人幽默，风雅地爬山、讨论、看诗，对知识、、美、情感怀有形而上的单纯信念。这些在当时就已经难以支撑其英雄形象，而使他更像一位古代落难书生或公子，难以承担救赎未来的重任，在今天急功近利、欲望泛滥的文学观念面前就尤其显得幼稚可笑了。《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流行于的英雄主义最后的昙花一现，宣告了英雄时代的结束和世俗时代的到来，紧接着它就要变成讽刺型滑稽小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