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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进社会工程的象征：中国当代小说城乡对立主(4)

2013-05-12 18:07 就这样，路遥用传奇实现了对城市恐惧的克服，城市仿佛一位钟情于穷书生的富家小姐，代表企望中的美、幸福和等待开启的真理之门，城乡差异通过爱情的欲望满足而不着痕迹地弥合起来。没有了《人生》尖锐的疼痛和愤懑，温情的关爱包裹了少平的身心，唤起往昔伊甸园时代和每个人心中永存的梦幻。在礼崩乐坏的临界点，路遥的个人英雄传奇史诗试图以传统和爱情理想来实现对城市的征服，这样的救赎是对于变革时代的抵制和整合，它是逃避现实的，同时也是富有启发意义的。路遥本人明确和坚定的生活态度和人生理想不是让读者从他们自己的现实世界逃离，而毋宁说是以小说的理想世界为平凡的人生经验提供一块试金石。实际上，路遥的现实主义精神使他不可能对现实的局限视而不见，他笔下的爱情虽然超越社会地位悬殊等世俗价值，但并没有开花结果，而最终演化为毁灭美的悲剧：田晓霞被洪水冲走，金秀则因为少平的毁容而被矿区女人惠英代替。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削弱传奇的内在主题：对生命活力、自由、青春、爱情的赞美一直回荡到《平凡的世界》的结尾，它们是冲决一切社会障碍的人性本能。

　　时间推进到2003年，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小说《城的灯》再次把城乡对立的社会不公摄入视域。这部长篇耗费巨大篇幅详尽描写部队权力运作的过程和权力场斗争技巧，这是近年来畅销书的一大卖点，当然与官场腐败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也正是大众满足欲望的活力所在。和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作家一样，李佩甫不再为了要在纯与通俗文学之间站队而惶恐不安，他似乎并不准备在这部小说中建立的功名，他所关注的是社会不公对人性的戕害，以及人性在特定文化生存下的异化。在他的语义世界里，城市被分解为权力（欲望）和异化二元对立的义素组，而农村则可以分解为人道与（主要是一种文化惰性）的对立。城市语义轴上合成的是所有那些处心积虑维护自身利益的城市人，他们苍白的精神不言而喻，总激起作家强烈的讽刺欲望。农村的义素衔接合成的是既猥琐自私又不乏人道同情、其劣根性有可能转变为现代道德文明的农村人，他们在刘汉香的带领下终于挺进城市。连接农村与城市的路径是刘汉香与冯家昌弟兄们分别昭示的两条情态轴，刘汉香坚持人道理想，带领众人获得世俗欲望的对象──进城的权力，而冯家昌发挥农民的隐忍与机智，学习权力斗争的绝招，最终完成了整个家族的进城大迁移，同时也永远地失去了自我。城乡差别带来的阶级对立凸现出来，冯家昌的屈辱与仇恨揭示了城市与农村的双重异化，问题的解决只能是社会工程学意义上的，其近期目标应当是把农村变成城市，如同刘汉香所做的那样，而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变成城市人，像冯家昌所做的那样。新的历史机遇为李佩甫的创造了新的可能，《城的灯》延续《人生》的愤懑和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但问题却进一步发展，而不是被不可掌握的偶然切断来演示道德训诫的命运故事。黄亚萍嫁给了高加林，帮助后者借婚姻达到爬梯子的权力目标；巧珍从爱情折磨中站立起来，带领村人种树种花，把上梁村变成了月亮镇──花镇，以自己的心点亮了城的灯。不过，《城的灯》与《人生》的本质相同也是显在的：现实利益依然属于城市一维，而道德理想的非现实一维依然归于农村，尽管刘汉香的神圣已经受到村人文化陋习的擦抹。这与其简单归结为作家的创造力匮乏，毋宁说是现实社会结构使然。对于一个趋于没落的文明，它的信心大概只有从传统道德源泉中汲取。

　　综上所述，从《创业史》到《城的灯》，进城主题总要借助婚姻爱情才得以完成。上述小说的意义基本结构总是将性的魅力和道德活力赋予农村青年，他们的男性不仅吸引农村姑娘安心留在农村，还总能得到城市女性的青睐，这种性的吸引力是农民征服城市的意识形态素的梦幻表达。但也正因为性爱的朝三暮四本质，一方面城乡矛盾有可能借助城市女性的爱慕和帮助而消解，另一方面城市女性也有可能在心血来潮的满足之后抛弃或压迫臣服于石榴裙下的农村男人。城市女性的复杂多变是处于劣势的农村人对于城市的想象，它忽而是纵马驰骋的广阔天地，忽而又是冰冷坚硬的无情异在。构成城市景观的另一半是城市男性，可惜他们总是缺乏性魅力，在文本中处于边缘位置，而且最终总被农村青年夺去爱情。美丽温柔刚强贤淑的农村女性使作家激情荡漾，毫不吝惜溢美之词。虽然她们总是被渴慕城市文明的农村男性无情抛弃，她们却宁静承受，保持人的高贵和尊严。她们寄托了人类对于正在逝去的乡村文化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尤其是男性对于温柔恭顺忍让的传统妇德的怀恋。把这些小说还原到各自的历史语境中作历时性比较，渐进式社会工程的发展轨迹也就清晰显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进城的道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宽阔。在《创业史》时代，进城是农民的愿望，却受到社会的排斥、压抑或禁止；到《人生》的时代，社会与个人的价值冲突凸现出来，高加林的进城受到社会的惩罚，却唤起人类的道德同情与义愤。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平已经使个人的正当欲求合乎社会许可的管道，但这种遇合带有改变英雄命运的传奇偶然性，不具备满足集体愿望的社会可行性。到了《城的灯》，社会许可的进城之路与农民的向往重合，刘汉香代表的情态轴1已经能够承载起人性的价值。从《创业史》到《城的灯》，由反对进城到谴责社会不公再到发现集体进城的金光大道，由异化的屈服到理想的实现，由不可知的个人命运转折到制度化的集体转变身份，中国社会改革工程的逐步演进在小说的虚空间中获得了象征性的表现，这种象征性行为过程通过不同生产方式的并存、各种文类话语的沉淀、众多意识形态素的碰撞而糅合为开放的历史，我们可以期待它的光明前景。

附图：

注释：

1、2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无意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6，第134页。
 
3 路遥：《平凡的世界》，《路遥文集》第4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9页。  

张懿红　1968年生，现为兰州大学文学博士研究生，师从程金城导师，主攻农村题材小说，也从事小说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