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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性别意识反思(2)

2013-05-29 01:14
导读:现代精神、违背了现代人性观念,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现代性内质中本来就可以包容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高思想成就本身就包含
现代精神、违背了现代人性观念,显然不应该被看作是中国现代现代性内质中本来就可以包容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化的最高思想成就本身就包含着对男性中心意识的批判。鲁迅的《我之节烈观》(《坟》)、《娜拉走后怎样》(《坟》),周作人的《北沟沿》(《谈虎集下卷》)、《妇女问题与东方文明等》(《永日集》)等,便站在两性主体性平等的文化立场上,从女性的生存境遇和生命出发,反对要求妇女单方面为男子守节的节烈观,反对儒道佛轻蔑女性的“不净观”,指出妇女的解放首先必须是的解放和性的解放。更为可贵的是,他们的批判不仅指向封建礼教、封建制度,而且初步包含着对现代文化自身的反思。周作人早在《北沟沿通信》中就说到:
 
  “现代的大谬误是一切以男子为标准,即妇女运动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故有女子以男性化为解放之现象,甚至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
 
  舒芜阐释说:
 
  “这里说的‘男性观点’‘男子标准’,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像男子那样的’,另一方面是‘像男子所希望的’。” [5]( p 443)
 
  也就是说,中国现代男性在理性的显在层面上以解放妇女为己任,其思想智慧本身就已经对以男性自身的模式为尺度和以男性自身的欲望为尺度的妇女标准提出了批评,从而使得现代男性文化主体在整合进女性生命逻辑的过程中也使自身获得超越性提升。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的现代女性创作也与男性中心意识直接对峙,既否定男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也反思女性在男权高压下的生命异化。这些就足以证明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是中国现代文化现代性内在的一种先锋思想,而不是外在的、违背逻辑的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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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限于中国现代文化自身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在现代男性启蒙思想家的理论中,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纲领、作为一种总体思想原则而存在。“五四”时代,尊重女性主体性的观念与代妇女安排解放之路的观念、与封建男权观念是并存的。“五四”之后,从宏观发展趋势看,中国现代文化中的个性主义观念不可避免地被集体主义观念所接收、征服,旧的男权文化观念还没有被男女主体性平等观念所克服,化的男性类特性又抑制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单个人个性健康发展的可能、压抑了女性的类特性。理性认识方面的情况如此,创作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中国创作中,始终存在强大的男性中心意识;尊重女性主体性观念始终没有压倒男权文化观念。究其深层原因,乃是由于中国现代多数男性作家在思考妇女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站在代女性控诉的立场上向与己无关的旧势力开火,而普遍缺少自审精神,未曾拷问过“我是不是也吃过几片女人的肉”,未曾追问过现代男性自我是否可能也在精神深处继承了男权集体无意识的因子。现代男性作为反叛的子辈、反叛的革命者这一进步身份,遮蔽了他们在男/女关系结构中掌握霸权的专制实质,使他们在过分圣洁化的自我确认中,忽视过自己在为女性、为自己寻找解放之路的时候实际上仍在实践着压抑女性的男性中心意识这一价值盲区和事实盲区。进步、革命这一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在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不仅作为一种显在的权威理念,逐步整合并且转换了中国古代文化中固有的集体主义传统,于不知不觉中消解了“五四”现代个性主义精神,从而压制住了包括女性在内的个体生命的独特性;而且作为一种深层理念渗透进中国现代男性作家的潜意识中,使中国现代男性文学的女性幻梦中所包含的蒙昧实质、专制特征,由于意识形态先进理念的介入而被罩上冠冕堂皇的面纱,显得隐蔽、显得难以辨认。“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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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在作品中真正以女性的视阈来解释文化现象,来塑造起有自身独立品格的女性形象尚未出现,就连西人眼中认为当时最擅长描写女性的茅盾,也只是用一种深藏着炽烈情感的‘冷峻’外部描写来把女性作为情绪宣泄的对象进行‘人生’阐释的。”[6]( p 478)
 
  所以,男女主体性平等的观念,既是现代文化内部的一种历史需求,但同时又是一种被压抑的现代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现代文化中的男性中心观念,是一种只有存在必然性而没有价值合理性的性别专制观念,始终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清扫。性别意识领域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最为匮乏的领域。这就足以证明现在反思中国现代文学性别意识的必要性、迫切性了。




 
  三、主体性平等的前提下认同差异性的人文价值尺度
 
  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首要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反思,也就是说你用以反思的正面价值立场是什么。
 
  这里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解构与建构、现代与后现代的关系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现在是解构的时代,是“主体已经死亡”的后现代时代,不应该再提两性主体性平等的观念,不应该去建构什么,只有永远的批判与解构才是合理的。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一是对中国文化现实缺乏切合实际的把握;二是对语境缺少深切的理解;三是没有正确理解批判与建设、解构与建构的关系。
 
  “在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那里,如福柯就认为启蒙制造了‘进步’的神话,但是仔细想来,则正是欧洲经历过了‘启蒙’的文化阶段,而我们恰恰没有这种文化经历,因此,照搬生长在另一个文化语境中的理论,是往往要出问题的,哪怕是大师的话也得打个问号。”[7]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而且,在西方文化语境中,
 
  “后现代性并不必然地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或现代性遭拒绝的耻辱。后现代不过是现代精神长久地、审慎地和清醒地注视自身而已,注视自己的状态和过去的劳作,它并不十分喜欢所看到的东西,感受到一种改变的迫切需求。” ( p27)
 
  针对中国文化实际,参考西方文化中现代性与后现代的关系,当前发展中国文化,显然并不是要放弃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本来就没有得到长足发展的现代性,而是应该在以现代理性精神、生命意识批判封建专制思想、等级观念、奴性意识的同时,也整合进后现代文化的思想资源,从而在建构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同时保持对现代性的反思,从而构成“现代性的张力”[8],否则我们的文化在许多方面都只能滞留在前现代文化的压制生命合理性状态。当前,不懈地解构中国文化中的男性中心意识,与积极地建构符合生命合理性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应是事物不可分割的两面。我们只能在建构合理的女性主义人文价值观念的同时,坚持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实践中保持对已经建构以来的观念进行动态反思,才可能完成不断解构男权中心意识的文化使命。正面价值立场的匮乏,必然要导致批判的乏力。
 
  我们首先可以整合的理论资源是妇女解放理论。马恩着重从经济基础与上层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妇女问题,认为妇女受压迫的起源在于社会分工和阶级的出现,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的劳动中去”[9]( p71)。这无疑抓住了妇女问题的一个根本点。这个理论,在分析当今中国社会妇女问题的许多方面时仍然十分有力。但是,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在的实践中,往往存在被国家权力话语政治化的弊端。中国自解放区以来的妇女解放运动,一般着眼于让妇女“投身社会革命、阶级斗争、斗争的洪流中,在社会/阶级/集团的解放中解放自己,故更多着眼于社会底层妇女,主张知识女性要向工农兵学习,改造自己的世界观”[10],同时,还侧重于以政治化的男性类特性作为妇女解放的普遍标准,从而忽略了个人主体意识的独立价值,忽略了对男/女两性不平等关系的审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完成解放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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