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附庸与裂变(3)
2013-06-10 01:04
导读：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对传统男权予以反驳的过程，沉重的文化积淀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不是仅仅依靠某一场革命的化实
妇女解放、男女平等是一个漫长的对传统男权予以反驳的过程，沉重的文化积淀深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女性的成长与解放不是仅仅依靠某一场革命的化实践活动就可以完成的。在战争文化支配下，“十七年”女性将女性的成长简单理解为“爱情——革命”冲突中的取舍，以革命、战争等暴力叙事拒绝与尘封了女性成长的丰富内涵。
三、女性成长叙事的裂变 “十七年”女性小说主要表现女性的社会解放与成长，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含有当时意识形态的要素，是一种相对缺乏性别意识流露的“女性文学”。但是，考察具体的文本，我们发现，“十七年”女性小说还是在迂回曲折和参差错落中凭着文学自身的丰富性和混沌性，顽强地表达出女性的情感与意愿，流露出女性的风格。作品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自主抉择和爱情叙事中细腻柔婉的笔致使得革命成长叙事由主流话语向女性话语裂变。
“十七年”，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讲述过关于女性的爱情故事，如《林海雪原》、《红日》、《红旗谱》等，但女性在那里主要体现为男性英雄的陪衬，革命叙事的点缀，女性作为一种社会性别的精神地位却显得十分空洞。与此相对，同样被批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青春之歌》与《红豆》却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其中的男性似乎都是这个女性的陪衬。《青春之歌》中杨沫以与革命叙事所不相容的个人化叙事，使得对林道静的成长叙事与以往“一个男性与几个女性”的故事不同，讲了“一个女性与几个男性”的故事，从抛弃余永泽，选择卢嘉川，到对江华的仰慕，这都是林道静自主选择的结果。宗璞的《红豆》，江玫不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的个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在爱情与自我的意志、理性与感性之间，她选择了后者，离开了大资产阶级公子齐虹。她和齐虹的爱情是真挚的、纯洁的，虽然他们的分手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的烙印，但更重要的则是江玫自己的选择。作者以江玫的“我不后悔”的痛苦的自我抉择保持了人物自身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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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女性小说手法上的女性特色主要是在形象描绘、心理刻画方面体现出的柔婉细腻。《青春之歌》中，杨沫在塑造林道静形象时既以战士的激情也以女性的柔婉细腻较为合理地展示了人物思想的转变过程中的细波微澜，如林道静在同余永泽离异时的焦虑，在初见江华时的少女心态等。《红豆》中，江玫初恋的羞赧，热恋的缠绵，以及爱情革命二者不可兼得时的彷徨痛苦，都通过江玫的内心加以展示。
刘真的《英雄的乐章》和茹志鹃的《百合花》中的女性视角虽然并不能代表它们的意图是女性的，可是在写法上，它们都是把英雄人物平常化、普通化。因为女性的细腻和感性，两部小说中的英雄叙事变成了温馨的家庭式叙事，这无疑为“十七年”中那些“志如钢毅如铁”的“钢铁战士”注入了情感的涡流。《英雄的乐章》里英雄张玉克是有着丰富深厚的爱的，爱士兵，爱祖国，爱和平，爱恋人。革命和恋爱不是完全对立的关系，热烈浪漫的爱情可以为革命生活输送强劲动力，可以克服伴随着革命和残酷的战斗而来的恐惧。在当时的禁欲语境中，它无疑是不合时宜的。相比之下，《百合花》中的爱情描写则含蓄朦胧得多。小说很大篇幅写的是“我”眼中的小通讯员：年轻、质朴、羞涩、热爱生活和美。“我”关心他的一切，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眼睛里，甚至心里的。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女性对异性朦胧的爱。另一个女性是新媳妇，这是一个“正处于爱情的幸福之漩涡中的美神”，他们之间微妙的情感交流是通过“我”的眼睛看到的，那就是在小战士牺牲后，她“细细地、密密地缝那个破洞”，最后，还把那“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了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百合花》笼罩着一层女性朦胧的爱意和母性的怜惜之情。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这些在文本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的女性意识，显现女性话语特质的女作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以男性话语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严厉批判和指责。杨沫被迫离开自身经历，在第二部中构造陌生的革命故事，《红豆》作者宗璞被指责描写资产阶级人性和不健康的感情，遭到了长时间的严厉批评。刘真、茹志鹃也因作品遭遇了同样不幸的命运。然而，在政治的夹缝中倔强生长着的“十七年”女性小说，经过岁月的汰洗，恰恰是这种成长叙事裂变出来的女性意识的部分显示着其存在的价值。
半个世纪过去，当我们细细梳理当代女性文学发展的脉络，打捞“十七年”女性小说中闪亮碎片时会发现，在任何一个微弱的个人声响都会被巨大的时代轰鸣所淹没的政治话语时代里，女作家们虽然遵循了革命中心叙事的文学规范，但并没有放弃一贯追寻的女性自我，她们在关于女性的成长叙事中或隐或显地融入了女性的性别意识和经验。她们发出的声音或许微弱，但足以穿透那段非常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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