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问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2)

　　在民间价值的认定上也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现行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价值和科学价值。关于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的说法，最早来自段宝林。他在 1964年曾撰文说：“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  己载着人民自己的，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百科全书’，因此它为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这段文字，所界定“科学价值”是“提供珍贵资料”，其蕴涵实际上是一般文学理论所说的“认识功能”或“认识价值”。

　　这篇文章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后来的教材大都沿用了他的这一提法和论证思路。例如，刘守华和陈建宪的界定是：“民间文学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黄涛则从历史资料、科学知识、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资料等方面说明了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这样的界定、论证和现在通行的“科学价值”的内涵有很大不同，如果硬要作这样的描述，则应该用“学科价值”而不是“科学价值”的概念。“科学”当然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科学价值”的含义只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探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即自然科学的价值。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价值一般不用“科学价值”来表述，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在中国现代科学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建立起精密规范的体系以后，如果还用民间一些经验性的知识来认识自然，那显然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精神。因此，现在还来强调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且，由于对民间文学的“科学价值”界定不科学，却要以此来区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价值，于是便出现了越位而贬低其他学科价值的问题。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等确实包含着一些历史信息，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天然地具有主观随意性，这与以“探寻真实”为第一原则的历史学显然具有巨大区别。忽视乃至抹煞这种区别，用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来构拟、证明或者改写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是“戏说”的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确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毕竟是世界史学中—个最为系统、丰富、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但民间文学教材的编者喜欢引用郭沫若的一篇讲话来证明民间文学的历史学价值比正宗的历史学著作还要高。郭沫若说：“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郭沫若用了三个“最”来强调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这显然是文学语言而非学术语言。但民间文学研究者一直把它奉为圭臬，并作为基本的理论支点，显然是不明智的。

　　黄涛在论证民问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 这里又是三个“最”。虽然黄涛已清醒地看到“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中讲的”，但依然认为“他列举的现象确为文学史上的事实”。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对发展史的陈述显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是情感化的而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如果把那些历史上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排斥在“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品”之外，显然让人无法接受。由此而言，作为学术著作，对这样一些片面性观点实在不宜作为正面论据来使用。

　　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形成错位和越位的结果是自身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挖掘。民间文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了人类的精神世界。由此来看，民间文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无须越过边界去借助其他学科来抬高自己的身价。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总汇”、“各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民间文学当然具有其他如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对此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必要的，但不应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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