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四反“知识分子改造”——王元化访谈

　　摘要：身在曹营心在汉。王元化一生有四次拒绝“知识分子改造”的壮举——1955年质疑毛泽东关于“胡风是反革命”的专制定性，1983年帮助周扬起草“被异化”的反左文章，1988年创办《新启蒙》丛刊，挑起反对披着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大论战，1989年拒绝江泽民让其再做一些党工作的请求，而致力于对“公意”、“众意”、“私意”的思辨，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党专政的理论与实践。因此，王元化先生与李慎之先生互为表里，双峰并立：李慎之先生晚年尖锐揭露“风雨苍黄五十年”的专制现实，王元化先生一生深刻反思百年“公意启蒙之灾”的哲学谬论，“南王北李”，相辅相成；两个思想起义领军，一如林中响箭，一如东方微光，或英雄所见略同整体推进，或君子和而不同孤军深入，釜底抽薪，点穴七寸，共同颠覆了“毛式革命”与“邓式改革”的种种“中国特色”。

　　对一个思想者最好的悼念，莫过于重温其独树一帜的呐喊。

　　惊悉王元化先生止步米寿，于2008年5月9日病逝上海瑞金医院，悲凉多日，耳边一再响起王元化先生11年前对我的铮铮告诫：永远要警惕“知识分子改造”！

　　1997年10月31日－11月1日， 77岁的王元化先生与45岁的我一见如故，促膝对坐，开怀放谈两晚（约6小时），上海衡山宾馆二楼一个简陋的标准间客房，成为这一思想盛筵的背景。会见是朋友刘绪源（现为《文汇报》笔会主编）、陈朝华（现为《南方都市报》副总编）和胡晓明博士（华东师大教授）促成的。本来只预约访谈两小时，但10月31日晚从八时谈到十一时，元化先生仍目光如炬，意犹未尽，邀我明天接着谈。于是翌日晚又浪遏飞舟了三小时。对话主题从“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党文化”的核心延伸到“五四”运动得失反思，最后深入到元化先生的心路历程、官场风波。（这次访谈后，元化先生又介绍我去访谈了施蛰存先生；还希望我去访问钱谷融先生，可惜因急事返深，未能如愿。）

　　斯时访谈，只觉醍醐灌顶，痛快淋漓。回来后细理录音录像，则惊异惊喜万分——元化先生对我这样一个初次相见的晚生后学，如见知音，奔放无已，说了那么多秘史与“腹诽”，其中不但有许多思辨踩着“红线”，且不少话事涉“当今皇上”的私下言行。有些言辞甚至是在先生百年后才能问世的。

　　这让我久久为难。依我的“早叫”秉性，只要有好，无论多大风险，也必广而告之，写它个天翻地覆。对酒直言，人生几何？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痛快！然想到事涉元化先生能否多一些反思天年，又只好忍痛折衷处理：将整体访谈稿暂时雪藏，先发一篇三千字小感慨——在《中华读书报》发表了《退离才有真青春》（经先生过目认可），着重评述王元化先生64岁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长职位离休后，“觉今是而昨非”的彻底思想解放，揭示中共干部所以有些能“两头真”，皆因为“桔过淮而枳”——中共未取得政权时，控制难严密，可让志士“一头真”；而当中共官员退休后，组织的管制又松懈了，于是曾经有过“一头真”的志士，可能又来一次“一头真”，成为“两头真”。大批退离干部的“两头真”潮流，将可能促进中共真正的思想解放或转型。

　　文末说：“‘种柳’12年，王元化对退离制度感激不尽（他曾说在上海当两年宣传部长，浪费了他六年的宝贵时光——离休四年后才能真正回到正常的自由思想轨道）。如果没有这几年，当此‘20世纪结算热’时，他如何可以在中国思想界、文化界独树一帜，对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进行刮骨疗毒的━━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便是鲁迅，也未摆脱某种依附性，而放弃了一定的独立性，所谓“尊前驱者之命令”，亦是有失自主自由。这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毛病是相信有一个一劳永逸的革命新朝，却不知道，社会永不会完满，任何好朝代好皇帝，都需要有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作为独立的意见人不断敲警钟，不断监督。想想这12年的王元化，人当可以放心：由于中国国情，中国人退离之年正是迟到的青春韶华━━今日中国人是先老年后青年。”

　　本以为，元化先生对我谈的一些非常话，可能早已对他人说过。但11年过去了，关于王元化先生反思“五四”得失的文章不少，但却似乎无人谈到王元化先生关于千万要警惕“知识分子改造”的现实内涵。这就让许多人以为，王元化先生只是一个精通马克思哲学经典和中国古典批评而深入对“五四”精神重新反思的智者和学者，殊不知，王元化并非坐而论道者，其最可贵的特色是，一生都在致力于从学术上、哲学上和实践上坚决抵制毛泽东“知识分子改造”之党文化的精神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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