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四反“知识分子改造”——王元化访谈(4)

　　194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灾难元年

　　朱：“通古今,辩然不,谓之士。”（《白虎通·爵》）有学问而又有思辨能力的人才可称士。中国古代虽然专制，但对人才的选拔，却多能不拘一格，所以古代中国先进于西方。但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则是走回头路，以讲成份出身来限制人才平等。

　　王：我们今天常常说的“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一篇最纲领的文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文章发表于1942年。后来大概是在（19）56年的时候，周恩来曾发表过一篇讲话，他就讲到，中国的党（中共）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一整套改造的办法。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原话我已经记不得了。那么这个所谓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从1942年开始。

　　朱：这样说来，中国知识分子要牢牢记住1942年！1942年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失去思想自由的灾难元年！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仍然每年搞一些纪念“延座讲话”的活动，说明有些人仍想将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进行到底。现在许多传媒遭到整治关停，许多记者、学者被“自律”与“他律”，也是一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变形。

　　王：1942年的知识分子改造，一方面需要有些纲领性的、理论上的东西，那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另一方面它又要有一些实践，通过一些什么手段，就是通过整风。延安的那个“整风”是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直接联系起来的。在知识分子改造当中，历次的所谓运动，恐怕都跟它是连在一起，分不开的，所以历次的政治运动当中，都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新再来学习。像建国之后，我们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说少也有三四十次了，那是不断地在学习这个“讲话”精神。那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它最基本的精神又是什么呢？怎么样来进行知识分子的改造呢？当然这个里边有一个像周恩来所讲的，有一个成套的理论，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改造成怎么样才算一个标准？改造什么呢？这就是要变成“工农”。

　　“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党文化”的核心

　　朱：让有文化的知识分子变成低文化的“工农兵”，让有独立思想意志的知识分子变成绝对服从领袖的愚民，这就是知识分子改造的标准。这个标准实际上在今天仍然在奉行。

　　王：所以延安文艺座谈会里边，提出来的就是工农兵的方向，也就是工农文化。怎样来进行工农文化呢？最关健的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把立足点移过来，改变你原来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这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原来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身旁的，你如果站在无产阶级、站在党的立场上了，那么这个改造就算成功了，可以进行工农文化了。真正要讲起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的理论，主要是萌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篇著作里边，那是在（19）42年。

　　朱：这样说来，“知识分子改造”就是“党文化”的核心。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成就，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觉醒了，千方百计抵制和拒绝“知识分子改造”。这是中国建设的的基础和希望。

　　王：当然在以后又不断丰富了。比方说，毛泽东也有一些实话: 知识分子改造主要在实践，实践里边才能进行改造，不是学一套理论。这实践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三大革命实践”，包括劳动，包括参加一些政治运动，包括一些所谓的大批判，这些都是属于改造的一种手段，在这种改造当中，也丰富了一些新的东西，比方，毛泽东就曾经讲过：要改造一个人，不能专门只是依靠他自觉自愿，要有一点强迫性，外界要给他施加一些压力和影响。后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就有这样一条语录，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人，思想转不过来，但是七斗八斗，就斗好了。这就说明，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必须通过一种政治运动。

　　朱：毛泽东很善于将专制合理化和理论化，这是他胜过历代帝王的特色。过去的皇帝只能借孔孟儒学来为自己的专制服务，而毛泽东却喜欢自主创新。历代帝王只是借助科举仕途的诱惑让秀才们自愿改造，而毛泽东则是运用专政运动强迫文化人思想改造。毛泽东是集专制之大成的君主。

王：这一点跟苏联是不同的，苏联没有这一套东西，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一个对立面来扭转，它在革命时期，大批的知识分子是逃亡的，就是把他们撵走了，有的是躲起来了，还有的就是给关了起来。当时苏联那些大学里上课的一些教授，都给说成是反动的，要戴着手烤和脚镣在课堂里面给学生上课，苏联的知识分子政策就是这种情况，它不存在什么对知识分子实行改造的问题，所以革命没多久，高尔基他们就跑了。高尔基跟列宁是有些矛盾，最近苏联解密之后，那里有很多原来没公布的内幕，现在公布出来了。高尔基在意大利呆了很多年，一直到斯大林时代，应该是30年代中期了，他才回来，这里面很复杂，涉及到种种因素。中国，说知识分子是参加了革命的，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或者是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向党靠拢的，有着各种各样的民主党派，那些民主党派很多都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团体━━社团，他们跟党是同路的，是跟着党走的，没有到延安去的不一定就不是进步的学生，像我们这种人，当时我们就是参加民主解放先锋队，我没到过延安，抗战前就参加了“民主解放先锋队”，后来入了党，一直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这是组织安排的，那时，你不能说我想到哪里，就到哪里，一切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服从革命的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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