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四反“知识分子改造”——王元化访谈(3)

　　王：为什么深圳这么开放的地方，思想偏偏这么封闭？这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一个总的方针，这个没有办法，你不一定要写进去。比如：“两手都要硬”，实际上一手是在开放方面一定要过硬，另一个就是在思想方面要严，就是这么个意义。我可以简单地给你讲，但不要写进去，因为这涉及到邓（小平）的理论，他这是借鉴东欧的一种态度看法。他那时认为越是在经济上改革开放，思想上就越是要严格控制，否则就会引起思想上的极大波动，而思想的波动，则可以影响到整个稳定的问题，甚至于出现很多的事情。北京抓得很紧，上海同样抓得很紧，就是广东还比较好一点，但是也不是说很好，只是比较好一点。像《南方周末》，这些东西还可以出一点，还可以透一点，深一点，但这种东西，在上海那是绝对不允许存在的，有很多文章不能发，当然这是个背景，不好谈。

　　朱：我很担心，深圳最终影响广州，影响整个广东，让广东和北京上海一样，沦为“舆论一律”的经济特区。

　　三次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

　　朱：我觉得许多知识分子到深圳后都被经济与特权利益招安了。这好像是一种新的 “知识分子改造”现象，是文革前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改造”的一种变形与继续。中国的“知识分子改造”是一个什么缘起？

　　王：艾思奇1944年写了一个知识分子主动要求改造的问题。这恐怕要从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起。延安文艺座谈时，才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所以那时萧军、丁玲等人都在延安被批，后来出现王实味的事件。

　　朱：您从八十年代起，就被认为是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领军人物之一，我以为您的最大特色在于三次公开反对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1955年您不同意毛泽东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定性，哪怕是打成“胡风分子”也不懊悔，实际上就是公然抗拒毛泽东的“知识分子改造”；第二次是，1983年你应中宣部召，与王若水、顾骧共同为周扬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关于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可以说是您对“知识分子改造”的一次反击；文章由您统稿后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胡乔木找周扬等谈话，对此文严加指责，引发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批判以您为代表的反对“知识分子改造”的自由化知识分子。第三次是，您于1988年创办《新启蒙》丛刊，新就新在反对披着主义外衣的封建主义，是以思想学术研究的方式对专制者的“知识分子改造”进行系统的反驳与抗争。借此回归“五四”张扬个性与人性的真谛。

　　王：《新启蒙》这套书现在已没有了，那是“六四”前出的。关于“五四”的问题，我最近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你可以简单地看看。

　　毛泽东和中共曾将农民划入“小资产阶级”

　　朱：听说您也受到“六四”牵连？《人民日报》曾有篇关于“六四”的文章，以“新启蒙沙龙活动”之名，将《新启蒙》牵连到“六四”事件中去，甚至将一九八八年末召开的一次《新启蒙》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左王”胡乔木还特此到上海要对您整肃。但您却一如既往与“知识分子改造”唱对台戏。李锐1986年手书条幅赠您，支持您反击“知识分子改造”——其文录自刘禹锡《浪淘沙》之八：“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真是痛快淋漓！

　　王：我们关于“知识分子改造”这类说法，这恐怕不是马克思的原点问题派生出来的，在苏联似乎也没有提到“知识分子改造”这个问题，这好像是根据中国政党的一个特殊情况所提出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党内所占的比例还不是很大，毛泽东早期曾经讲过：“中国的党是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的包围当中……”，这里所指的“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但这种说法，毛泽东后来有所修正，他对农民的看法也有所发展、有所改变，后来提出了“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对贫下中农、对更广大的一些农民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认为他们跟无产者是相同的。可是这之前，它被认为是在小资阶级的这么一个范畴里的。

　　朱：这一点很多人忽视，毛泽东和中共曾将农民划入“小资产阶级”。耐人寻味。

　　王：一般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它在社会上，在上虽属于“士”，但它所起的一些作用还是很大的，恐怕做官的都还是知识分子出来的多。而当时朝政对知识分子的议论也有这个传统，这跟西方有一点不大相同，甚至已体现于运动。

　　朱：可能明末的“东林党人”就算得一个士大夫运动？

　　王：还有，比如汉代太学对神的问题，以及后来的“公车上书”、“康梁变法”等等，这些都跟知识分子有关系，这在我们进入民国之后，有了新型的知识分子之前，就是所谓“士”的时候，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来源是很特殊的，在西方，比如做官都是实行一种世袭制，到了中世纪的时候，中国开始有了所谓的“科举制度”，在汉代它是察举与相结合的选士制度……等等。中国的知识分子，哪怕你很穷，出身很差，但只要你考得好，那么你就可以去做官。西方就不行，它是一个世袭制度，有着许多特殊的观念，一般人是不行的。在中国，你哪怕是一个看牛的农民，你只要用功去读书，那么你就会“仕途”无量，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类的典故，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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