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写实’’小说流派对传统坝实主义昀礼正(2)

　　二是在表现内容上，“新写实”小说拒绝和放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对叱咤风云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在作品中频频出现的是处于生活底层的普普通通“小人物”形象。因此，他们关注的也仅仅是一些庸常的生活现象，且只把这一类生活现象视为生活的本原，视为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生存状态”，即所谓的“生存之实”。在创作中，他们也力求把“好酒般浓稠的汁液体”，也就是原始的“生存状态”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品味。如方方就说：“我的小说主要反映了生存对人的命运的塑造。”_3诚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新写实”小说中的那些“庸碌凡人群像，他们几乎与我们没有多大差别，也忙于吃喝拉撒，也困于油盐酱醋，衣食住行有时会使他们感到沮丧灰心，而升迁提拔也时常燃起他们的私心与权欲”[4]。关注普通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生存本相”，塑造普通“小人物”的凡人群象是“新写实”小说的又一重要特征。

　　综上所述，“新写实”小说以其特有的话语方式，对传统现实主义的补正，具体体现在空间、小说人物、叙述态度、表达技巧等方面。以下分述之。

　　1．艺术空间：“新写实”小说开始有意识的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心态．关注普通大众庸常的世俗化生活，即从“精神幻想世界”到“世俗生存世界”新时期以来，作家的思想逐步解放，小说创作也逐步挣脱僵化观念的束缚，现实主义不断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回归与深化，在此消彼长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文学思潮中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但直到“新写实”小说创作思潮诞生以前，小说创作才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市民形象和市民文化心态。这种关注体现在以刘心武为代表的“市井小说”与陆文夫的“小巷文学”以及王安忆、程乃姗等人的创作中。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市民形象开始以主角的身份登场。如刘心武的《如意》、《立体交叉桥》、《钟鼓楼》，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烟壶》，陆文夫的《小贩世家》、《井》、《美食家》，王安忆的《流逝》，程乃姗的《女儿经》等。值得重视的是，作家在文化意识而不是纯粹的意识的支配下，更宽容、更驳杂地摄取市民的生活内容，文化意识的渗透使作家更深入、更公正地表现市民文化与市民心态的复杂性与独特性。

　　“新写实”小说产生后，由于中国的转型，“市民”概念的内涵与外延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同时转变的还有作家的主体性立场以及文化价值观念，而且突出地表现为市民与“市民化”的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形象占据了文本的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成为受、被嘲弄的对象；对精神主体的放逐，对自我的放逐，使作家从精英意识立场退却，而同一种趋于凡俗化的市民意识达成共识，并成为这一意识的代表者，作家传统的批判立场和社会责任感悄然隐退。

　　因此，传统小说文本中被大多数作家认定为“小市民”的市民形象开始堂而皇之地占据了文本的中心，油然而生的主人翁感使他们敢于暴露自己的处世、人生态度，并同知识分子的生存观、价值观分庭抗礼。池莉的《不谈爱情》中以庄建非为一方，以吉玲为另一方在家庭关系中的对抗是意味深长的。以清高自许的庄教授夫妇不得不放下架子，亲自到小市民亲家的门上去拜访、去道歉。用吉玲母亲的话来说，“自古抬头嫁姑娘，低头接媳妇”，但在花楼街吉家这一“抬头”一“低头”演绎的已不仅是一个家庭故事，而是一场社会正剧。它标志着市民力量作为主角开始登场，表明小市民在生活中开始同知识分子争抢支配权，在价值观上试图向知识分子的优越感挑战，结束总被别人命名的。

　　2_，J、说人物：“新写实”小说着重塑造普通人物形象。即由“英雄”的放逐到对平民的关注

　　根据恩格斯关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原理，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是相当时期内我国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大体一致的人物塑造的准则。虽然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邵荃麟提到过写“中间人物”的问题，但很快遭到批判而销声匿迹。英雄形象成为一个时期小说创作的主流追求。这样也就难免出现对人物的拔高甚至任意捏造的现象，而导致“三突出”畸型人物的成灾。“新写实”小说作家基于自己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受和观察，同时也基于有意识地对此前小说人物观念的有意回避，而率先以群落意识放逐了英雄形象和所谓的“新人”形象，代之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新写实’小说中的人常常是真正的普通人。生活平平淡淡，没有大波大折、大喜大悲。性格也善恶难分，既非大奸大恶之徒，也非大忠大孝之辈。说不上好，也谈不上坏，就和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人一样普普通通。”如《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风景》中的七哥、《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单位》中的、《狗日的粮食》中的农民等等，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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