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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的现实状况是悲惨的，他们处于台湾社会的最底层。关于“男人出海”，主要是早年原住民在远洋渔船上做低级的船员，生活待遇低下不说，甚至可能会有去无回。关于原住民生活状况在排湾族作家伐楚古的《红点》中是这样描述的：“男人们的远渡重洋，朝着陌生的汪洋，求得已远在天边的妻儿一瓢一餐糊口温饱之时，在一洋之隅的天边，沉静的故乡，也将陷入愁云惨雾的悲剧。”[3关于“女人下海”，莫那能流露出强烈的愤怒之情，他为营救因贫穷、被欺骗而沉沦苦海的妹妹而辗转奔波，其诗歌最具有震撼力，正如他的名作《钟声响起时——给受难的山地雏妓姊妹们》所痛陈指责的：“当老鸨打开营业灯吆喝的时候／我仿佛就听见教堂的钟声／又在礼拜天的早上响起／纯洁的阳光从北拉拉到南大武／撒落了整个阿鲁威部落。”_3lP这首诗里充满了反讽的力量，描写社会最黑暗的角落妓院，但诗人随之想起的是纯洁之极的意象，即是充满虔诚信仰的教堂的钟声在部落响起，从而也增强了诗歌的内部张力。他的另一首《百步蛇死了》：“百步蛇死了／装在透明的大药瓶里／瓶边立着‘壮阳补肾’的字牌／逗引着在烟花巷口徘徊的男人／神话中的百步蛇也死了／它的蛋曾是排湾族人信奉的祖先／如今装在透明的大药瓶里／成为鼓励城市欲望的工具／当男人喝下药酒／挺着虚壮的雄威探入巷内／站在绿灯户门口迎接他的／竟是百步蛇的后裔／——一个排湾族的少女。”。同样也对雏妓充满了深切的同情，表达出了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的痛苦与忿懑，但这也恰恰从正面充分揭示出了原住民在现代社会充满了悖论式的生存状况。
由于都市原住民劳动工资低廉，他们的经济贫困，不适应都市生活，更助长了汉族市民对原住民的蔑视，使都市原住民更加自行封闭，与世隔绝，乃至于不断地恶性循环。
原住民通过成立“原住民(族)权利促进会”，进行了一连串的抗争活动，包括打破“吴凤神话”、反核运动、恢复传统姓氏及原住民族“正名”运动、“还我土地”运动及“自治诉求”运动。原住民文学与此交相呼应，原住民作家大多借助文学形式来控诉被压怕、被殖民的历史经验，表现出有别于汉族作家的“集体记忆”姿态，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山林河海的人文经验，以此希望唤醒更多的原住民的深层次的族群意识，积极建构属于他们的精神家园。
原住民建构主体世界采取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在语言上采取“弃用”与“挪用”
“‘弃用’意味着拒绝帝国文化的类别，包括美学，其规范性或‘正确’用法的虚假标准，及其‘嵌入’于文字的传统及固定意义的假设。”“‘挪用’是语言被拿来使用，以承受一己文化经验的重担的过程，以拉贾拉欧(RajaRao)的话来说，即‘以并非自己的语言，传达属于自己的心声。”，所以，在原住民教育上，要建立双语教育体系，让新生一代的原住民子弟能够继续使用自己的母语，不至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将母语边缘化、绝迹化。另外，尝试用母语来从事文学创作，主要以夏曼·蓝波安《八代湾的神话——来自飞鱼故乡的神话故事》和娃利斯·罗干《泰雅脚踪》为代表。汉族和日本学者比较一致地认为，原住民作家的创作过程是先用母语思维，经过“脑译”过程，再用中文写作。且以拓拔斯为例加以说明。拓拔斯涉猎文坛较早，风格特异，故而日本、大陆和台湾的学者对拓拔斯都较为关注与赞赏，虽然对其写作过程的看法还存有分歧。下村作次郎综合钟肇政和吴锦发的观点最后得出结论：“拓拔斯是先用布农语来思考，再用从学校教育中学到的第二种语言——国语来创作的。”脚埘。大陆的很多学者如朱双一等人同样持此观点，但日本学者冈崎郁子对此表示质疑。她本人专门去拜访了拓拔斯，拓拔斯的解释是：“母语虽然为布农语，但在学校学的是国语，接受十多年的学校教育，十一岁就离开故乡在城市生活，理所当然的，思考也养成以国语来做的习惯。所以写文章的时候，是不会以布农语来思考，再把它在脑子里翻译成国语来写成文字的。”其实，语言的选择只是显现层面，而隐藏在语言背后的也正是我们所要探究的，即是构成他的作品的特色根源所在。透过其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其源于迥异于汉系的布农族群文化底蕴，是布农族日常生活的一种文化沉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