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质量管理中责任问题研究(2)

    不同利益关系人对于质量判断的不同偏好导致质量行为的差异，即他们将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引导高等质量向他所期待的方向发展。知识社会快速更新与迅速淘汰的特征，使得人才培养的速度与效率往往跟不上社会的要求，人学时相对热门的专业在毕业的时候却成为了冷门，在机构究竟应为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才算是达到质量标准的问题上，不同利益关系人观点差异甚大。不同立场的领导人员在做出质量的决策时会受到其质量观的深刻影响，从而导致高等教育机构人才培养的不同走向。高等教育机构受此影响，往往难以把握和抉择。

　　二、管理主体错位

　　(一)专事质量管理的职能部门缺位

　　一是，在高等教育部门没有专事质量管理的职能部门;二是，在高校内部中没有对于质量管理的具体体现。

    职能部门的确立同真正意义上的质量管理并不吻合，真正意义上的质量管理职能部门尚未确立。“职能组织中常常为了质量而设立质量控制或质量保证部门，这样可能会给组织内的其他部门传达一种信息，即这批人是专门管理质量的，因而质量不是他们的职责。更有甚者，它阻碍了员工从反馈意见中改进他们工作的渠道。质量控制部门通常负责收集和进行质量，这种做法看上去对其他部门的实际工作没什么意义”。f60过去的大学没有质量问题，质量问题是新时代的问题，但是当今大学仍然缺乏对这一点的认识，体现在它们因受到外界苛责进而忙不迭地引进企业管理的一些准则，使用科层制管理手法，恰恰忽略了对于质量的认识与主动管理。专门的评估、监控机构是存在的，但是质量管理的机构不存在，由于教育服务的特殊性，监控事实上很难说是有很大收效的。由于高等教育质量评估仍然是主导、行政主导，社会中介组织与院校自身在高等教育质量监控方面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应有释放，更谈不上对于评估体系或评估机构的评估。理论上在高等教育质量评估过程中，政府的合理定位应是宏观监控，不应或不宜介人高校内部进行实质性的质量评估。但在中国目前现实的政治文化背景下，高校与政府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地位，彼此之间的关系颇类似于由于信息不对称继而互不信任的父子。

    (二)高等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设置不合理、运行不合法

    按照规定，高等学校在高等教育办学实际过程中，具备独立自主的权利。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的颁布，使高校的法人地位有了新的法律依据。尽管我国高校的法人地位在1998年得到明确认可，但受到计划这一惯性的制约，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法律的模糊性给政府权利越位提供了便利和可能，实际是有违法律的基本精神的。

    1.政府管着不该管的事情，表现为过度干预与无效干预的特点

    范登伯格认为，高等教育的中央规划者永远不能很好地知晓地方行动者的需要和生产能力，信息的不对称倾向于导致资源配置不当或资源的浪费。行政权力集中在中央，地方权力受抑无法发挥;高等教育机构作为政府的“部门”，从中央到地方业已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行政机制，对于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按照行政机制与原则进行管理，高等教育机构的领导者等同于政府官员，有明确的级别规制和升迁规定。高等教育机构虽然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行为主体，但在现实情况下，它更凸显了执行政府决策的特征。高等教育机构没有真正的自主权，高等学校的领导者有管理之名而无治理之实。这样的单一隶属关系在现实中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与效率的极端低下。

   2.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尚处于一个空窗时期

    基于政治因素的限制，我国公立高校占据绝对的主体性地位，政府作为高等教育事业的举办者与管理者，对于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应然的义务。反观现实，我们却看到了政府义务履行的空白之处。其一，政府拨款严重不足。早在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就明确提出:“逐步提高国家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达到4%}”但迄今为止，"4 %”的政策目标尚未实现。教育经费投人水平偏低，受教育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高于国际水平。其二，监督、监管严重缺失。与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相对应，高等教育在经费使用上存在一个效益的问题，即投人的教育经费在使用中是否达到最大限度的利用，资源配置是否科学合理与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对于现实中的浪费、低效等问题政府尚未形成一个监管的机制，不能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高等教育机构资源使用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其三，专门管理质量的机构和体系尚未形成。我们有大学评估和排行的区域性、自发式的官方与民间的机构，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机构或评估方法，哪怕是暂时性的框架;对于质量的管理、审查也只是行政命令和与此对应的应付性举措。一些机构的设置、一些职务的任命，都是从短期规划出发，从为解决社会对高等教育不满反馈出发的，都不能说是从质量这一基本点出发，以对质量的管理为核心而长远着想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