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几个问题(2)

　　第三，它指出这个学说的另外两个最突出的特征。一是开放性。学说虽然不同于人类上的任何其它学说，但它不是与人类其它优秀成果绝对对立的。它在产生时汲取了人类优秀文化成果，它在发展进程中还要最大限度地吸收人类其它优秀成果，不仅要吸收和继承同时代人的优秀成果，同时对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优秀成果的批判继承任务也没有完结。二是与时俱进性。我们之所以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称为马克思主义，原因就是这个学说的这一显著特征。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时代和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灭亡和主义胜利以及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理论。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工作始终没有间断，表面上也很轰轰烈烈。但是笔者认为，存在着这样几种错误化倾向，已经严重影响和干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

　　第一是教条化倾向。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都曾经批判过教条主义倾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教条主义并没有真正绝迹，而是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其最大特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现实问题割裂开来。不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学说理论采取教条主义，而且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甚至对科学发展观也采取教条主义态度。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讲到党内教条主义的学风时说，有些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之“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日：“好箭!好箭!”却老是不愿意放出去。今天许多人的理论研究态度也是如此。他们称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好箭!好箭!”但就是不愿意也不会运用这些思想和理论之“矢”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的”，不会应用和分析本部门、本领域、本单位的具体问题。我们界近些年来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专著和论文，却极少看到分析和揭示教育战线在今天这个时代具体表现出来的“先进”与“落后”、“科学”与“非科学”的教育思想和行为，以及怎样战胜“落后”和“非科学”的思想行为的研究成果。有些人的所谓联系“实际”，实际上就是停留在对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政策的注释上，而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结合现实作出独到的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见解来。

　　“中国化”的实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中国中的糟粕性内容诠释马克思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的人生价值观是集体主义。但这种集体主义并不否定个人的正当利益，然而在“文革”及其以前相当长时期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中，把集体主义与个人的正当利益绝对对立起来，把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和封建文化中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等同起来。再如，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是人民当家作主，是以群众史观为理论依据的。但在某些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中，却把封建文化中的“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父母官”等“为民做主”的民主观冒充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到处推销和贩卖。当前在解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时，只讲人是目的，不讲人是动力、力量，也是马克思主义封建化的一种典型表现。

　　第三是实用化倾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现实生活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往往是多个原理的综合运用。如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为了当前的某种利益和一时需要，割裂某一原理与其它原理的内在联系，把这一原理绝对化，这种实用化的错误倾向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背离马克思主义。如列宁所说，真理往前跨进一步，就会变成谬误。阶级斗争理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但是“文革”中把这一原理与生产力等原理割裂开来，为当时的“阶级斗争为纲”服务，结果把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原理推向荒谬。改革开放后，为了推进建设，一部分人仅仅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理论，但忽视了上层的反作用、人的发展等原理，把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发展是硬道理”思想单纯归结为经济的发展，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非科学发展现象。当前为了论证“和谐社会”的思想，个别学者又大谈矛盾的同一性，贬低或否定矛盾的斗争性，甚至根本否定列宁和毛泽东的关于同一的相对性和斗争的绝对性思想。这种实用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较为严重的错误倾向。 （科教作文网 zw.nseac.com整理）

　　第四是西方化倾向。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把西方的一切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律斥之为“资产阶级理论”而绝对排斥，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改革开放后，我们改变了这种态度和方法，从西方思想特别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汲取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对于我们完整准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克服前苏联教科书上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有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一些理论工作者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跟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学者后面跑，西方怎么说马克思主义，这些学者也怎么说马克思主义。如西方学者说马克思研究人学，恩格斯研究物质；马克思研究主体性，恩格斯研究客观性等，我们这些学者也鹦鹉学舌，甚至把西方学者一些不准确的名词、概念照搬过来，或者把西方公开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标榜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所谓“创新”。这也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非常严重的错误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