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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实用主义”并不“实用”(1)

2017-09-06 01:12 摘要：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我国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从理论上看应有许多契合之处，但在实践中由于两者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着重大隔离。由中西传统的不同实用价值取向，揭示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基层实践者各自在新课改中的实际表现，分析社会转型期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双重异化的原因，阐明当前新课改实践中如何定位教育目的的“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两者关系。提供融合中西传统实用价值观的一些建议，为“实用主义”思想在新课程改革中真正“实用”起来提供一些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以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思想，杜威(J．Dewey)是其重要代表人物。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崇尚改良主义教育哲学观，批判传统教育理论，强调以儿童需要作为教育出发点，以社会需要作为教育的归宿，主张“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注重“做中学”，倡导实验精神和行动研究。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因为与新课程改革有许多契合之处而再次受到推崇。然而，新课改五年来，应试局面严峻依然，学生学习负担未见明显减轻，实践能力与创新精神的培养仍未得到切实改进。教育似乎仍然是既远离着学生的需要，又未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基础教育实践者对新课改的不满之声也时有所闻，正所谓“专家叫好，教师喊苦，学生喊冤”。当各种教育理论编织着童话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却一如既往，披星戴月地应付中考、高考。广大教师对新课程改革兴趣减退，甚至冷漠。周济部长坦言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素质教育很难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呼声当然可以解读为是对新课改成效发出的一种质疑!华东师大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崔允漷在新课程实施四年后率领课题组，就“当国家规定的课程逐级落实到学校时，会出现什么情况”这个问题，对我国25个省、市、自治区实施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从学生文具盒里的小小课程表人手，了解到课程执行的真实情况：“课程门类明显偏多，规定课程开设不全；教学时间严重超标，最多比最少高出一半；语数英占绝对优势，初一英语高规定一倍，综合实践难以保证，校本课程内容单一。”这个调查结果对全国新课程整体实施状况的反映还是比较客观、真实的。新课改为什么没有在教育实践中实现预期目标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新课改实施不力呢?原因固然很多，但“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面对今天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暴露出来的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脱离、教育与儿童生活的脱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等矛盾日趋尖锐的情况，我们有必要分析和认清现象背后的文化哲学根基。以杜威为代表的西方“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为何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改革实践中未能体现出“效用”? 二、界定与阐释：“人本的实用主义”与“社本的实用主义” 我们都不能否认，由外移植进来的实用主义哲学理念必然会产生误解、误用或所谓消化不良的情形。加上在“解读”、“导读”与培训传播过程中还难以避免的“误读”和“误导”，其结果是不难想象的。更何况哲学理念的精髓还要转化、融入中国国情、时代特征、传统文化方可“实用”。 实用主义(Pragmatism)本意是从希腊词(行动)派生出来的，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现代哲学派别，在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一种主流思潮，曾被视为代表美国生活方式的官方哲学。现在它仍是一种非常有影响的思想体系，它把哲学从一种人生观的思想体系降为一种研究问题和澄清信息的批判方法，把知识解释为一种评价过程，以科学探索的逻辑作为人们处世待物的行为准则。实用主义的主要论点是：强调知识是控制现实的工具，现实是可以改变的；强调实际经验是最重要的，原则和推理是次要的；信仰和观念是否真实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实际效果；真理是思想的有成就的活动；理论只是对行为结果的假定总结，是一种工具，是否有价值取决于是否能使行动成功；人对现实的解释，完全取决于现实对他的利益有什么效果等等。实用主义的方法，不是指什么特别的结果，只不过是一种确定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则、“范畴”和假定是必需的东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获、效果和事实。

张楚廷对中西方实用主义从人本和社本两个角度作过区分，指出实用主义有两种，我国一度奉行的实用主义是社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而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是基于人本主义的。这种“人本主义的实用观”是一种广义的实用观，而我国长期形成的“社本主义的实用观”是一种狭义的实用观，实际上对广义的实用具有排斥性。社本主义是以社会为本位、为中心来强调实用价值的，提出的思想基础基于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人的作用在于可以作为社会工具，课程的目的也就在于让人社会化并成为社会工具。这个分类虽有阉割杜威实用主义的对人本与社本的包容性之嫌，但指出了中西实用主义的差别。

本文无意于把实用主义进行人本与社本的二元分立。因为杜威原本对课程的价值辩护的基本思路是设置一个基本的信念----“个人与社会的一致性”，或者更加具体地说，“经由儿童本人实现的社会性。”这是杜威的课程价值论信念体系中的基本信念。杜威虽是被我国教育界称为儿童中心主义者，也常被称为教育人本主义者，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广义的，也就是个人与社会统一的实用取向。本文为区分两种实用主义的社会文化背景造成实用价值取向的不同，采用张楚廷先生的分类：西方的实用主义称为“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即重视个人发展以致实现社会发展的实用取向；中国重视群体人、政治人而普遍表现出的实用主义称为“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意在区别二者关注的侧重点的不同。

三、“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处境尴尬：移植的理论和空喊的人本

新课程理论在西方“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哲学指导下越来越远离实践、空喊人本；新课程实践者在长期“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影响下习惯于拒绝理论、盲目实践、造假做秀。这种理论的无力和实践的局促，既阻滞了理论本身的良性发展，也延缓了可能日益丰富的课改实践的进程。原因不仅在于当前中国缺少适合“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生存的人本土壤，还在于教育理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者的实践逻辑起点是传统的小生产者的狭隘的“实用”观念。

1．忽视了“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生存背景

西方的实用主义是功利的，它追求个人的功利，并认为个人的功利追求最后和整体(社会)的功利是一致的。这种实用主义讲究效益。而中国传统重视人伦而忽略个体，客观上一度形成了以社会本位的实用主义价值观为主导地位的格局。社本主义的实用是基于近期的社会“利益”的，因而必然急功近利，不关注人本身的发展。这一点与杜威的哲学基础恰恰相反，因为杜威的哲学“是一种立足于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论。无论是对于自然，社会，还是对于认识和真理，他都企图确定他们对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所强调的“效用”显然是对于人而言的效用和价值。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中，可以强烈的感到他对“人”的关注，“一切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解放和发展个人的能力，使之达到他可能性的极致的那个界限”，而不问其种族，性别或经济地位如何，以此作为他们的价值标准。所以，杜威的教育目的论的基础源自于其实用主义哲学中的人本背景。缺少个人本位的土壤，“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则既不能符合我国教育实践者的需要，也自然不可能达到新课程设计者理想的符合社会需要和学生需要的终极目标。因为“如果教师认为自己被迫向学生实施的东西不是课程，这些东西的价值就难以得到保证。”

2．回避了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起点与实践取向的不一致

不可否认，我国新课程改革由上至下推行五年来，实践中的基础教育近乎处于价值真空，两不着边，问题比较严重。社会转型期给教育带来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不见实效这种状况既可能源于解决教育实践问题的药方不在教育或教育理论本身而在社会大背景缺少人本，也可能因理论研究者缺少深度研究而对此一知半解、断章取义不能把握实用主义思想之要义所致，更可能囿于教育理论研究者本身的理论逻辑起点与其实践价值取向的不一致。

新课程理论研究者的理论起点在于想象和移植。本轮新课改只有试验没有实验，且一试验就全面“成功”推广。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的课程理论专家施瓦布就对那些所谓的“理论家”提出尖锐的批评，责备他们用高谈什么理论来代替对日常的实践活动进行研究，而不知正是这些实践活动中孕育着理论。英国学者P.H.泰罗等人也指出，科学理论的原材料是来自经验的世界，而不是来自想象的世界。只是在整理证据时，想象才具有一定的作用。因此，课程理论工作者需要走出书斋，深入了解课程改革实践去发现和研究课程实际问题，提出对课程改革实践有指导意义和价值的课程理论。

除了想象，便是移植国外的教育理论。那些研究的实用价值充其量只能算是为研究而研究，甚至只是为了完成教育科研任务、获取自身名利而已。可见，西方“个人本位的实用主义”仅是部分教育理论研究者的理论取向并非其研究的实践价值取向。实践取向更在于其自身的利益。

因此，新课改中“涌现”出来许多的“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处境也就难免尴尬，移植的理论形成了空喊的人本，虚对虚，从里到外都成了形式主义。“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在我国当前国情下似乎也难免不被异化。

四、“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规范失衡：理论的无力和实践的局促

近现代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研究和实践，使得杜威的反思性思维、做中学、教育与生活联系、活动课程等，在我国教育改革实践中都有所反映。但这个反映比起当前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实践取向与教育实践中实践者应试的实用取向所造成的后果似乎是微乎其微的，甚至是有形无质的。基础教育实践者的“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面对应试的裹挟，同时又遭遇“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夹击。实践者举起“人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理论面对实践的局促又深感回天无力。传统的“社本主义的实用主义”的异化发轫于西方市场经济对一向严重忽视个人利益、个人价值、个人尊严的把人社会工具化取向的冲击，物极必反，社会本位的实用主义造成个人的极度的自我压抑和实利匮乏，也由此而形成过度的利益至上、急功近利、内外不一和形式主义。理论者及实践者的价值观转向，传统教育规范渐渐失去平衡，也使得新课程改革偏离了设计者的初衷。

1．教育理论研究者的“越轨”

为了加快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国外课程研究成果的引进固然必要，但更为重要和艰难的是转化，转化成适合我们传统文化模式和结构的理论，但转化的研究被普遍忽视。教学论与整个教育科学一样，重视实践，重视实际教育活动。但“实践问题”远非“概念重建”能解决，对实践问题的理论思考需要立足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本土文化。何况，派纳在其1975年的文集中指出西方的概念重建主义者的目的不是要指导实践者，这种研究的作用将表现出是理解。重构的课程理论不仅鲜有实践意义，且还可能因其产生的逻辑起点不同而带来不良影响。实际上，对于传统的教学理论，必须持慎重态度，只要没有陈旧，没有失去作用，就要保存下来，并加以完善，又何必要仓促重建一套新课程理论呢!

诚然，教育理论不仅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还当具有批判功能。但当前教育批判实际上也因缺少实践而遭遇现实困境。有学者指出：许多教育批判之所以看起来颇为深刻实际上却是以偏纠偏，或者看上去颇有针对性，实际上却打错了靶子，是因为他们对实践场域的认知在客观上仍然是一种“有偏见的”认知，所以他们对教育的批判是一种有偏见的、容易出错的批判，是以一种片面批判另一种片面，批判的过程很可能就是曲解、误解现实的过程。彻底的换位思考则必须以“在位角色体验”为前提，即只有那些具有实际角色经历的人----即曾经在所换之位的人(如教育官员、校长、教师等)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因为只有这种实际在位的角色体验，才能使教育批判者在相当程度上找到“局内人”乃至“当事人”的感觉，才能比较准确、比较深入地把握批判对象所面临的真实的生存压力、利益诱惑及选择的无奈。

这样得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很难真正被教育实践工作者认同与接纳，因而不能成为推动教育实践更新的有效力量。施瓦布也曾提出，课程领域复兴的希望在于把主要精力从用于追求理论转向顺应实践。

2．教育实践工作者的“冲动”

由于缺乏理论素养和兴趣的人一味批评理论脱离实际并断然拒绝理论，教育管理者、一线教师以其实践者的实践逻辑再次按其实用价值演绎粗糙的不甚明了的新概念、新理论，造成二次形式化。原因在于，对素质教育的应然追求不仅对他们的自身利益没有立竿见影之效用且很有可能有所减损。实践者的实践逻辑起点是他们的能力、素质发展甚至经济效益均受制的当前应试教育的客观现实。教育实践工作者偏离了教育“育人”的重心而失衡。

对于实践者来说，把理论来源限定为社会实践，并断然认定所有专家学者都是最脱离实践的。当听到某个理论见解时，总会不屑一顾地问理论者有何操作性、是否有现实性等等，无不折射出人们对待教育理论的急功近利的“实用”心态，以及对教育实践的“技术化”理解。倘若人们把教育理论的功能仅仅定位在“用”上，局限在附属“实践”的地位上，就不可能认真对待它对教育实践的批判功能。对于理论价值的片面理解扼杀了理论在实践中的生长，最终导致了实践的落后。虽然，“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但我们通常讲的理论源于实践，这是“就知识的总体”而言的。实际上，我们人类发展至今天，个人掌握的大部分知识都来源于间接经验的积累，事事实践是低效而不可能的。

3．教育者失衡与异化的原因

众所周知，汉代以来，以儒家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体系长期占据着中国主流文化，形成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固有的教育格局，构建了我国以社会为中心的教育思想体系。教育者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分子阶层，一直是以其“利他意识”、“奉献精神”及“蜡烛风范”而为整个社会所称颂的，教育者自身也是普遍以上述意识、精神及风范来自律的。也就是说，当社本位的实用主义独步天下之时，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者大都能自率为社会代表者的角色。

如今直面西方人本主义的理论扫荡却反而使教育规范出现严重失衡。愈演愈烈的片面追求升学率、愈减愈重的中小学生课业负担等教育中的老大难问题，说到底都是教育者的实用价值观在作怪，是教育者的利己行为。

实际上，理论和实践者眼里都没有把受教育者和社会的生长需要视为“实用”之真价值。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需要把学生培养成什么样的人不在实用主义教育者的考虑的首位，“育人”没有放在一切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取向之首，而对自己是否“实用”却已落实到行动中了。

然而，教育理论者与实践者自身利益的过度膨胀，也就必然意味着社会利益、受教育者利益受到伤害。当教育者首先以其自身利益为尺度来选择教育行为时，受教育者实际上已沦落为教育者实现其自身利益的一种工具。事实上，在异化了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下，所有基础教育都可能被某一个特定的群体所持有的理论观点所支配。国家教育也就极易违背其制度设计者的初衷，而演变为特定利益群体实现其利益的工具。教育已走人死胡同的局促越发凸显出理论的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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