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课程变革的文化问题(1)(2)

民主是我国当前课程改革的基本价值追求。民主意味跨越阶层、民族，对于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共同事业的平等参与，这种平等参与需要、同时也促进着个人多种能力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民主的课程文化意味着渗透在新课程方方面面的种种参与、对话、协商、赋权、创造。从价值理念层面来看，新课程旗帜鲜明地提出“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的基本理念，意在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获得均等的、高质量的教育机会，把每一个学生发展的独特性置于课程的核心，关注并保证每一个学生个陛特长的实现。从行为方式层面来看，新课程在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课程评价、课程管理、课程研究等方面倡导并实践着民主精神。例如，由课程专家、学科专家、一线教师、教育行政人员等共同开展对话协商、集体审议的课程开发；把教科书作为课程资源之一，注重师生在广泛的课程资源的基础上互动生成的课程实施；超越甄别选拔，指向学生、教师、学校发展的发展性的课程评价；跳出中央集权，走向中央、地方、学校权力分享的三级课程管理；以及包容了大学研究人员、教学研究人员、一线教师等多元主体，包容理论研究、行动研究、叙事研究等多样风格的课程研究，等等，无不是民主课程文化的写照。在符号制品层面，作为课程变革核心文本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不但其字里行间渗透着民主气息，其弹性特征更蕴含着参与的邀约。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确立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独特的历史发展脉络、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使我国的文化价值生态日益多元复杂，且整个社会更具流动性和多变性，这就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发展其首创精神与适应能力，成为自主的、参与的个体，即既有民主权利又有民主能力的个体。这里的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在广泛的共同经验交流中诞生的，是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教育的过程是一个社会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中才能学会民主，新课程倡导的民主文化由此而来。那种以“适应中国国情”的名义、认定新课程是“船载以入”的舶来品的论点，恰恰未能真正了解我国当今时代脉搏的律动。更何况，我们从来就不认为，民主的课程文化在我们的课程语境中是全新的、异质的存在，相反，它早已在以往的变革中悄悄萌发着，一些优秀教师的变革探索实践已体现出对话、探究、参与、创造等新的课程文化的特质。只不过在旧有课程文化占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些课程文化支流更多地被湮没、处于边缘而已。

我国旧有课程文化实质上是一种控制文化，主要表现为传递性的教学文化、同质化的应试文化、学科本位的课程文化，其核心则是应试文化。这种以应试文化为核心的控制文化在我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且经过长期的发展，成为一种思想上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精致结构，具有极强的稳固性。关于应试文化对教育的破坏、异化作用，论述颇多，这里不再赘述，但其影响显然已不仅止于教育领域本身。有论者分析认为文化界存在着文化应试的现象，体育界热衷于摘金夺银，电影界、文学界则致力于追逐国际大奖，凡此种种与应试教育可谓一脉相承，都是应试文化的“变形”或“一部分”，都是把某种外部标准绝对化、终极化并极力去迎合之。循着这一思路，种种“形象工程”、“大型迎评”难道不是政治应试吗?如此“应试”下去，社会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又将如何?因此，如果说确立民主的课程文化是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那么变革控制文化则与之一体两面。

民主的课程文化的传播绝非一蹴而就，就如同控制的课程文化也不会一夜之间消失一样。两者价值观上的深层差异注定了，它们在课程现场接触之日起，就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碰撞与冲突。换言之，课程变革不仅是一个课程文化理想确立的过程，亦是一个新旧课程文化冲突的过程。由于控制的课程文化长久以来的稳定性，以及在其浸润下普遍存在于人们中间的“文化惰性”，两种课程文化间的冲突将是长期存在的。而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文化作为一种资本，即“文化资本”，又往往与权力、利益关系纠缠在一起。这就使得文化冲突更为复杂。这预示着课程变革将是长期的、艰难的过程，设想“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式的变革局面，如果不是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便是对课程变革“文化自觉”的不足。

课程文化冲突是课程变革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对于课程变革中的文化冲突，我们是既不能选择，也不能回避的。但同时，文化冲突又不完全是消极的。课程文化冲突可使旧有课程文化更清楚地暴露出来，摆脱以往由于习以为常所处的隐性状态。在新的课程文化的“逼迫”下，旧有课程文化不得不显性化，其缺陷暴露得也将更彻底。课程文化冲突又是新

质课程文化成长的必由之路，新旧课程文化之间的问难与反诘必将促进新的课程文化自身的生长发育、成熟茁壮。换言之，课程文化冲突中蕴含着对其自身的超越。当然，这一切不会是自然实现的，它需要我们：首先，对课程文化冲突采取开放的文化心态。课程文化冲突不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新旧课程文化间也大可不必画地为牢，泾渭分明。例如，新的课程文化在民主的价值追求的基础上，不排除吸收、改造、扬弃旧有课程文化中一些有潜力的要素为我所用，最终走向民主价值主导下的课程文化融合。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超越无疑是必不可少的。其次，要对课程文化冲突的具体起因细加辨别。有些课程文化冲突是由新的课程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误读造成的。如在学习方式上，一度

曾把新课程误解为只要自主、合作与探究的学习方式，完全排斥接受的学习方式，由此展开辩论。再次，不但要注重新旧课程文化间的冲突，还要注意新课程内部诸要素间可能存在的文化冲突，尤其是理念与技术间的冲突。当前一个突出的例子存在于课程评价方面，一面是发展性评价理念得到大力提倡，另一面则是相应的评价技术研究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课程的实施。新课程内部要素的一致性，是最终超越课程文化冲突重要条件。

总之，只要新的课程文化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是开放的、自我完善的，就必然是有生命力的。阳光总在风雨后，相信经过冲突洗礼后的课程文化天空必会布满新生文化的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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