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教育性失业的两个视角(1)(2)
2017-09-16 06:00
导读：另外，文凭身份的“行情”也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在对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的教育收益
另外，文凭身份的“行情”也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所处的阶段有关。希腊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在对世界上五六十个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人力资本在经济不发达阶段属于较为有利的投资形式，而在经济发达国家则并非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利可图。就教育发展水平这方面来说，教育产生经济功能的一个条件是教育的普及，超过这一限度，教育的经济贡献并不显著。当教育培养高规格人才的数量过多、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时，就会引发一场“文凭危机”。弗里曼在《过度教育的美国人》一书中，把美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文凭病的原因归结于“教育过度”，即教育供给超过了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当战前日本的大学升学率低于10％时，大学毕业生很受欢迎，容易找到好工作；1969年以后，当大学升学率达到21．4％时，在25～29岁的男性大学毕业生就业人员中，就有22％的人从事贩卖业的工作(过去只有初高中毕业生才愿意干这种活)。日本大学生的身价普遍降低了，除非毕业于名牌大学，否则很难找到好工作。目前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教育的发展刚刚处于兴旺初期，因而文凭的价值正在上升，贬值现象虽存在，但尚未演变为普遍的、全局性和严重的问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文凭贬值或“知识性失业”的原因有其特殊性：一是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过急过量；二是社会就业结构过于僵化而无法充分吸纳新的有较高知识水平的人力；三是大学毕业生的观念问题，往往只盯着官场或国营大企业，不愿进入一般的事业单位或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就更别提了。例如，2003年中央和国家机关计划招考公务员5400人，报考比例高达20比1，其中绝大部分为应届毕业生。
三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教育社会学更多地从社会阶层的利益关系方面看问题。在教育社会学冲突论者的视角下，好东西总是稀缺的，而稀缺的东西总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集团或个人)所优先享受，一旦原先稀缺的事物不再稀缺(变成大路货)，就不再是好东西(在原先的拥有者看来)，就会被这些原先的拥有者或既得利益者抛弃，转而去抢占新的稀有资源的制高点，继续与大众保持距离，始终维系自身的精英身份地位。质言之，不是原先的东西贬值，而是因为有了新的更好的东西。
这样，大学文凭从精英的“专利”变成普通大众都能享用的东西，并不等于高等教育资源的稀缺性特征就消失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水涨船高的问题。为了对付学历贬值，在就业市场竞争中领先，人们所采取的策略就是去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追求更高更好的文凭。竞争变得益发频繁、激烈：从低学历上升到高学历，从争夺普通高学历到争夺名牌高学历。普通大学文凭贬值，名牌大学文凭看涨。例如，日本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即学历的贬值并没有使升学竞争降温，反倒愈演愈烈，这表明学历本身始终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是雇主对学历身份的要求越来越高，竞争向高端转移，“学历的贬值并没有说明获取高学历已经没有意义，相反高学历者的大量产生使高学历从就职的最高标准降低到最低标准，从成为英才的充分条件变为必要条件”。从冲突论的角度看，这恰恰说明不是什么教育发展超过社会发展的需求导致学历贬值，而是既得利益者故意限制了职业门槛，有意通过抬高学历身份资格造成文凭贬值，从而限制人们向上流社会流动的几率，以巩固自己的既有地位。伦德尔·柯林斯认为，教育是一种可欲资源，是可以派生性地获取其他资源的“资源”，是获得更高地位的基础。教育冲突就是围绕着文凭这一身份文化和实用文化而展开的。各个不同的社会身份集团(尤其是社会中下层)都在力图追求更高的学历，以使自己取得更有利的社会地位，文凭贬值其实是社会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既得利益集团在录用受雇者时通过提高身份标准(即文凭)来限制人们向上流社会流动，从而维系现有的支配状态，另一方面，处境不利者不甘心长期被支配，只得马不停蹄地去获取更高的文凭。于是，就形成一个“要求高学历——争取高学历”循环作用的冲突过程。正是这一冲突循环过程使教育规模不断扩张、办学层次越来越高，学历身份资格越来越严，文凭就这样显得“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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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谢登斌 陈振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