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通识教育二十年的发展现状及理性省察(2)
2018-01-12 02:58
导读：1 自我探索的萌芽阶段（1987～1994） 20世纪初我国近代大学初创之时，并不突出专业教育。20年代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30年代梅
1 自我探索的萌芽阶段（1987～1994）
20世纪初我国近代大学初创之时，并不突出专业教育。20年代蔡元培先生在北大提倡“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30年代梅贻琦先生在清华主张“通识为本，专识为末”。但中国很快就进入了战火频仍的年代，连急功近利的专业教育都难以维系，注重学识与智慧的通识教育更无暇顾及。建国后，在急于工业化和民族复兴的形势下，为了培养各行各业急需的专业人才，我国高等教育“以俄为师”，走专业学院的道路，出现了过分强调实用化、过分追求专业化的极端行为。“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2]。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认识到了过度专业化的危害。20世纪80年代，国内学者围绕文化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展开了思考，国内高校开始注意拓宽专业面。陈卫平、刘梅龄发表在《高等教育研究》1987年第2期的《香港中文大学的通识教育及启示》是我们见到的国内第一篇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1987年因此被确定为萌芽阶段的起点。该阶段的研究成果很少，能够统计到的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章只有14篇，而且涉及范围较窄，研究层次较浅；既没有形成研究群体，也没有引起教育管理者的重视。尽管如此，对通识教育的探索已经在国内拉开了序幕。
2 引进借鉴的起步阶段（1995～2001）
1995年原国家教委在52所高等院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并于1995年9月在武汉召开“试点院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经验交流会”，大大推动了全国高校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探讨，1995年因此成为重要的分水岭。
在理论研究方面：在文化素质教育改革的背景下，国内进入了以介绍美国及港台地区的通识教育理论与实践为途径、探索内地通识教育问题的阶段。1995～2001年期间，我们统计到以通识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章有327篇，其中介绍国外通识教育研究与实施情况的占70%左右，如洪明的《台湾的通识教育》（《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7，（2））、王定华的《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中国高教研究》，1997，（6））、吴迎新的《台湾大学、中原大学通识教育及考试方式简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1，（1））等。李曼丽博士以《通识教育—— 一种大学教育观》（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实践研究》（《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0，（4）)、《我国高校通识教育现状调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1，（2））等持续的研究成果，成为该时期引人注目的研究者，也体现了该时期学者们的探索方向。2001年11月底，由香港中文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在香港联合主办的“大学通识课程暨文化素质教育研讨会”，标志着通识教育受到了国内高校的高度重视。该时期研究群体逐渐形成，研究的问题意识日渐明确，对美国和港台地区经验的引进，促进了内地的通识教育实践。
（转载自http://www.ＮＳＥＡＣ.com中国科教评价网） 共3页: 1 [2] [3]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苗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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