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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在中国的传播（下）

2018-01-20 01:00 三、《西方的没落》在华传播路径
斯氏的学说传入始于20世纪20年代初，《斯宾格勒之文化论》的译刊代表他的学说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过，20年代学人论著中对斯氏的回应总体来说不是很多，他在学界的知名度大为提高则是30年代的事情了。从传播路径来考察，我们可以梳理出欧美、日本、苏联（批判）三条传播渠道，它们各自到了某一知识群体对《没落》的认识，人们对斯氏的褒贬不一，又可从传播路径上倒溯其观念形成的最初渊源。
（一）欧美路径
中国知识分子主要通过本了解斯氏的学说，如《斯宾格勒之文化论》、《西方的没落》、《文化进化论》、《人类的前程》、《文化史》、《指导》等[1]；诸如宗白华、魏嗣銮、张君劢、李思纯等人则通过《没落》德文本；而叶法无留学法国，他所接触的可能是《没落》法译本（1925年即有法译本）。在欧美路线中，斯氏学说入华至少可分出英文、德文、法文三种文本传播形态，而以英文本为主。
民国时期较早对《没落》一书作全面评论的是叶法无。叶法无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硕士，回国后一度任国立编译馆编译员。著有《文化评价ABC》（1928）、《伦ABC》(1929)、《文化与文明》（1930）、《近代各国学思想史》（1933）。叶对斯氏学说评论最为详尽的，是1930年收入论文集《文化与文明》中的《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又载于《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在此之前，《文化评价ABC》则对斯氏已略有介绍了。德国史学家都严格区分“文化”与“文明”。“文化”是历史冲动的表现，最初起于一种理想或需要，然后渐渐得到许多人的信从，遂成为一的文物制度，从精神的又渐渐变为物质的形式的“文明”。自文化产生渐次成为文明之后，亦必日见衰微，一种文化因此衰亡代以新的文化。“最近史本格拉（Oswald Spengler）在他所著的《欧洲的沉沦》（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es）一书中”，便多根据这种区别，所谓“文化是精神与物质两者之调和最完美的境界”，而不是“文明之仅为物质与形式”。叶认为这种文化的虽含有极深切的意义和伟大的理想，然皆不免失之于主观的意见。文化与文明的区别在相对范围内可以承认，但以为是绝对真理则完全谬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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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格拉的文化史观及其批评》全文分九部分：引言、斯宾格拉的历史的根本思想、文化与文明、过去各种文化的形态、浮士德的文化、将来的俄国文化、斯宾格拉对于伦理的见解、沉沦后的欧洲、我们对于斯宾格拉思想的批评。叶认为《没落》是自从莱布尼兹、康德、歌德、雪莱、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以来德国一切思想的综合产物，它完全根据一种历史哲学的观察而写成。斯氏以为历史是命运的、时间的、突变的，与空间、自然、因果根本不相同，但一切空间、自然、因果的思想，却是由命运所产生的。这是他的根本思想，藉此建构《没落》的历史理论。19世纪下半期以来，德国思想界早已区别“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以为文化与文明是两种极不相同的状态。斯氏则对这种区分加以扩大，认为“文化是命运的心灵的表示，而文明却是文化既死的状态”。人类历史的趋向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整个人道，仅能区别各种并行相续的文化，但各种文化也没有什么共同的标准，或互相了解的可能。他主张每个文化的历史，当如研究个人传记一样，第一应先描写他的特殊形态，然后才能寻出他的进化路线。历史上各种文化都是各自独立运动的，一种文化产生之后便为一个时代的人类所采用，于是形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一种文化产生之后，这种文化即按照计划进行，无论何种文化都是相同的，都有童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以及不可避免的衰亡。斯氏称近代欧洲文化是“浮士德”文化，其根本特性在于“无限”的意向，与“无限”的要求和梦想。这种趋向“无限”的浮士德文化，在行为方面的表现，就是没有界限的权力要求，于是以征服自然或征服其他民族为目标。浮士德文化自19世纪以来即陷入文明状态，这种文化死亡以后，代之而起的是俄国文化。那么欧洲未来命运又是如何？斯氏认为近代欧洲文化到现在不可避免陷于衰微的文明，已经到了死亡时期，造成这种状态主要缘于金钱主义。斯氏还是不甘心受命运的摆布，最后仍存一丝希望，“现代的文化虽然走到了绝境，但以为凯撒主义的复现，或者能够继续他的死了的生命业未可定。”叶认为《没落》确是一部“文化史的杰作”。斯氏博学多识，对人类历史都有深刻的研究，反对金钱主义和一切只知物质的生活，以为这些都是欧洲衰微的征兆，对欧洲文化的悲观见解“含有无限的真理”。但对欧洲未来命运的说法未免夸大其词，言之过甚，对贵族的推测也是与进化的事实不合，这是他思想最大的缺点[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