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
2018-01-18 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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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
〔提要〕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大体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对杜勒斯的评价也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传统派”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修正派”认为艾森豪威尔是非常主要的决策者，“后修正派”则通过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前两者的观点进行修正和综合。随着有关档案的不断解密，研究日渐深入，还有很多值得思考，如杜勒斯的整体冷战战略、“和平演变”与“和平变革”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美国/冷战史学/杜勒斯研究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冷战史上的著名人物，大概也是战后以来在形象最糟糕的美国人物。毛泽东曾经对之高度重视，认为他“是个想问题的人”、美国“真正掌舵的”.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0页。在西方，有人将他捧为美国“最伟大的国务卿”、"20世纪的梅特涅”，也有人将他评为美国上最差的五个国务卿之一。DavidHellerandDeanHeller,JohnFosterDulles:SoldierForPeace(NewYork:HarcourtBrace,1960),Chapter17;D.Porter,"TenBestSecretariesofStateandtheFiveWorst,"WilliamPedersonetal.eds.TheRatingGameinAmericanPolitics(NewYork,1987),p.90.美国外交史学界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研究虽然已经走过了一轮“正-反-合”的历程，关于杜勒斯的外交思想及其政策，仍然歧见纷呈。本文试图对40余年来国外（尤其美国）的有关研究作一个和评价，为进一步研究杜勒斯及50年代的美国外交提供一个学术史的参照。
一从“传统派”、“修正派”到“后修正派”（本文特指“艾森豪威尔传统派（修正派、后修正派）"）
40多年来，美国学者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从“传统学派”、“修正学派”到“后修正学派”的演进历程。“修正派”是对“传统派”的否定，后“修正派”则大体上是否定之否定。导致这种具有史学运动性质的学术变迁的原因,固然主要是有关档案材料不断增多，研究日渐深入，同时也是由于研究者所处的背景不同，观察角度和评判标准在不断变化。对杜勒斯的研究和评价，就受到这几股史学潮流的左右。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传统派”从50年代到70年代初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在50、60年代，大多数人认为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执行者，研究者们对杜勒斯的兴趣远远超过艾森豪威尔，大部分关于杜勒斯的传记和研究专著都产生在这一时期。“传统派”的主要特征，是将杜勒斯描写成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或“设计师”。其中《边缘上的决斗》一书的评价很有代表性：“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是杜勒斯而不是艾森豪威尔，提出政策的是他，说服总统的是他，推行政策的也是他。……他实际上成了美国权力的指挥者。”国际政治学者汉斯?摩根索也认为，艾森豪威尔完全信任杜勒斯，放手让他去处理美国的外交政策。R.DrummondandG.Coblentz,DualattheBrink:JohnFosterDulles’CommandofAmericanPower(GardenCity:Doubleday,1960),p.25;HansMorgenthau,"JohnFosterDulles,"AnUncertainTradition:AmericanSecretariesofStateintheTwentiethCentury(NewYork:McGraw-hill,1961),NormanGraebnered.,p.302.严格地讲，“推动者”、“设计师”之类的提法，本身并不是对艾森豪威尔的威望和决定权的否定，“传统派”学者也承认，杜勒斯的权力来源于总统对他的充分信赖。但他们的确偏重杜勒斯的作用，强调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认为大多数政策构想都出自杜勒斯。
“修正派”的主流地位是在80年代确立的，但具有“修正派”性质的研究成果在70年代就已经大量出现。这既得益于的增多，也有其深刻的背景。艾森豪威尔的声誉在70年代以后直线上升，与经历了越战创伤、危机而情绪低落的美国公众对50年代美国的“领导地位”以及相对和平与繁荣局面的怀旧情绪直接有关，有关研究具有鲜明的保守主义特征。1975年以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大量官方和私人文件逐渐开放，不但直接推动了“修正派”史学的发展，还使得70年代后半期和整个80年代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的“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些材料主要有利于填补与艾森豪威尔有关的空白，与杜勒斯直接相关的材料相比之下要少得多，而且杜勒斯本人既没有留下任内的日记，更不可能有回忆录，人们以往利用较多的《杜勒斯文集》(普林斯顿大学藏)也主要由其早年的公开文献组成，虽有助于了解杜勒斯的生平与思想，却不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来龙去脉。有人还指出，由于杜勒斯过于谨慎、含蓄，经常有意掩盖自己的想法，其个人文件有时甚至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R.Immerman,ed.,JohnFosterDullesandtheDiplomacyoftheColdWar(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p.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