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3)
2018-01-18 05:15
导读:因此,所谓“后修正派”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部分立场比较鲜明的作品外,并无十分确切的指向,可以用来泛指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
因此,所谓“后修正派”实际上还是一个内涵比较模糊的概念,除了部分立场比较鲜明的作品外,并无十分确切的指向,可以用来泛指8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者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于“修正派”而言的新问题、新观点,或新的研究视角,无论其目的是出于对“修正派”的批评、补充还是再修正。不过我们大体上还是可以看到“后修正派”的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他们不像“修正派”那样充分肯定艾森豪威尔的领导能力并对其大多数政策给予很高的评价,而是毁誉参半,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提出尖锐的批评,尤其是强调艾森豪威尔虽然避免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参见StephenRabe,"EisenhowerRevisionism:ADecadeofScholarship,"DiplomaticHistory,Vol.17,No.1(Winter1993),pp.98-100.二是他们也不同意“修正派”过分强调艾森豪威尔的绝对权威,贬低甚至忽略包括杜勒斯在内的政策顾问们所起的(有时甚至是关键的)作用。他们认为参与决策的其他一些人,绝非一些唯唯诺诺、完全受艾森豪威尔支配的人物,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有时甚至会不顾总统的意愿而按照自己的主张行事。参见TorEgilForland,op.cit.pp.221-244.对于杜勒斯,有的“后修正派”学者不仅肯定其主导地位,还对他的外交政策作出很高的评价,如F.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有的强调杜勒斯对艾森豪威尔的影响,如D.拉尔逊认为,杜勒斯运用自己的影响力约束了艾森豪威尔对苏缓和的热情。FredrickMarksIII,PowerandPeace:TheDiplomacyofJohnFosterDulles(Westport,CT:Praeger,1993);DeborahLarson,"CrisisPreventionandtheAustrianStateTreaty,"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41(Winter1987),pp.36-38.也有许多人承认艾森豪威尔的核心地位,只是对他的政策褒贬不一。如StephenRabe,EisenhowerandLatinAmerica(ChapelHill: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Press,1988).因此对“后修正派”的观点不能一概而论。总的来说,80年代以后,包括一些“修正派”在内的许多著作都提出,杜勒斯“是一个比人们通常的看法还要复杂的人”.G.BischofandS.Ambrose,eds.,Eisenhower:ACentenaryAssessment(Louis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95),p.10.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可以看出,“传统派”尽管大多认为杜勒斯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但对其政策批评多于赞誉。“修正派”则认为艾森豪威尔是主要的、且非常高明的决策者。此外,既然认为政策都是艾森豪威尔制定的,杜勒斯只不过是执行者,他们又不同意“传统派”根据杜勒斯的公开表现所得出的某些片面和简单化的结论,对杜勒斯的批评反而较“传统派”为少。“后修正派”大体上是想通过利用一些新近公布的材料,对“传统派”和“修正派”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综合,其中也包括在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之间建立某种新的平衡,因而有明显的折中色彩。过去几十年对杜勒斯的研究,一言以蔽之,仍不外美国学术界常见的由“正题”到“反题”再到“合题”的路数。
因此可以说,自“修正派”出现以来,就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而言杜勒斯的地位总体上看已大为下降,从主角降为主要参与者,但形象却在不断改善。特别是80年代后期以来,对杜勒斯的评价又有上升的趋势,这主要表现在更多的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杜勒斯所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认为杜勒斯是一个思想深邃、性格复杂的人物,其公开言论和公众形象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并更多地强调其灵活务实的一面。实际上,冷战高潮时期的美国领导人声誉都在不断攀升(杜鲁门近年来已是排名第一的战后总统),这一学术变迁的国际背景和心理根源是显而易见的。
二众说纷纭的个案
上述三派的划分,主要依据有二:一是它们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在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看法不同;二是对杜勒斯或艾森豪威尔外交政策的总体评价也不同。这大致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阶段性,但这种划分相当粗略,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因此还有必要从一些具体入手,对代表性的观点和主要争论作一个简要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