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6)
2018-01-18 05:15
导读：三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对苏政策也是争论的焦点，对杜勒斯的许多认识其实都与这个方面有关。者们的分歧首先在于，
三杜勒斯与美国对苏政策
作为美国冷战政策的主要方面，对苏政策也是争论的焦点，对杜勒斯的许多认识其实都与这个方面有关。者们的分歧首先在于，在杜勒斯眼里，美苏之间更重要的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对立，还是现实利益的冲突，对杜勒斯的政策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哪一方面。
“传统派”在这方面对杜勒斯的批评以胡普斯、霍尔斯蒂、凯南、格雷布纳等现实主义家的观点为代表。霍尔斯蒂认为，杜勒斯将美苏冷战视为两种尖锐对立的信仰和价值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苏联的任何和解姿态，在他看来不是诡计便是虚弱的表现，结果他不是错过了用和平手段解决美苏争端的机会，就是严重低估了苏联的实力。OleHolsti,"‘OperationalCode’ApproachtotheStudyofPoliticalLeaders:JohnFosterDulles’PhilosophicalandInstrumentalBeliefs,"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3(March1970),pp.123-157;idem,"CognitiveDynamicsandImagesoftheEnemies:DullesandRussia,"EnemiesinPolitics,eds.DavidFinlayandOleHolsti(Chicago,1967),pp.25-96.汤森?胡普斯也指出，共产主义体制“固有的邪恶和不道德”以及“在物质力量上天生不如西方”，是杜勒斯对苏政策的根本前提，因此他坚持推行孤立、削弱和摧毁共产主义的政策，既看不到潜在的和解因素，更无意去创造和解的条件，甚至不愿进行认真的谈判，从而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和1955-1958年间分别错过了与苏联和实现缓和的机会。T.Hoopes,DevilandJohnFosterDulles,pp.488-489.
迈克尔?古欣的《一个家及其》集中反映了“传统派”中对杜勒斯的肯定。古欣认为，杜勒斯在苏联上的考虑是相当现实的，他并不认为苏联的扩张企图是源自其天生的邪恶，而主要是出于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和对国家安全的担忧，苏联不会为了推广共产主义而危害自身的安全，苏联的威胁主要不是军事上的，美国的近期目标也不是消灭共产主义，而是避免战争。杜勒斯并不反对谈判，但在苏联的体制和对外目标发生根本变革之前，他认为不能对谈判寄予过高期望，否则只会自乱阵脚。MichaelGuhin,JohnFosterDulles:AStatementandHisTimes(NewYork:BasicBooks,1972),pp.12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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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派”在这方面的研究仍然要数加迪斯和伊默曼的最大，但他们在80年代后期的观点与安布罗斯等人已经拉开距离。虽然伊默曼坚称自己仍是个“修正派”，但观点却在变化，见R.Immerman,"ConfessionsofAEisenhowerRevisionist:AnAgonizingReappraisal,"DiplomaticHistory,14(Summer1990),pp.319-342.在《遏制战略》一书中，加迪斯围绕“新面貌”安全政策对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苏战略进行了相当出色的研究。1988年又以专文讨论了杜勒斯的对苏政策，提出许多新的观点。加迪斯注意到，虽然杜勒斯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设计师”，但他很快就意识到过分依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危害性，早在1954年杜勒斯就在考虑是否暂停核试验，并提出有必要“保持充足、灵活的军事能力”，透露出与“灵活反应”战略的某种共通之处。他甚至考虑过通过联合国来实现全面核裁军的可能性。杜勒斯本人对共产主义和苏联的看法也并非那么“僵硬”和“简单化”，他始终坚信，鉴于文化和民族传统方面的巨大差异，共产主义阵营最终会因“消化不良”而解体。他虽然对日内瓦首脑会议缺乏热情，却在1953年就考虑过美苏从欧洲撤军的问题，比凯南提出“脱离接触”还早5年。加迪斯还指出，杜勒斯对苏联现实的理解比他的批评者们原来想象的要深刻，对美苏关系的前途也更乐观，他相信总有一天双方会建立起“正常”关系。JohnGaddis,"TheUnexpectedJohnFosterDulles,"inR.Immermaned.,op.cit.,pp.76-78.
关于美国对中苏同盟的政策，修正派提出了“楔子战略”的命题。戴维?梅耶斯和加迪斯等人认为，杜勒斯的战略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他是通过施压而不是讨好中国来促使中苏分裂。DavidMayers,CrackingtheMonolith(BatonRouge:LouisianaStateUniversityPress,1986),pp.142-148；约翰?加迪斯：《美国的政策与看法：1949-1955年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载袁明、哈里?哈定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285页。杜勒斯是否真如加迪斯等人所言，精心设计了一项复杂的、逆向思维的“压力-楔子”战略，并予以主动推行，抑或不过是出于政策的惯性或保守派的压力，为稳妥起见不得不继续对华施压，还有待探讨。而且，通过全面施压以加剧共产党国家的内部紧张，使其难有喘息之机，同时防止西方阵营松散乏力，是杜勒斯的一贯思想，在对苏政策上也表现得很清楚，不独对华政策为然。不过杜勒斯很早就看到了中苏之间潜在的紧张关系，并且主张采用各种手段（包括向中国施压）来加剧中苏分裂，的确可以从档案中找到有力的证据。尤其是1953年12月7日杜勒斯给艾森豪威尔等人的一份报告，见FRUS1952-1954,Vol.5,pp.1808-1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