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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7)

2018-01-18 05:15
导读:前面提到的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是研究杜勒斯的最新专著。作者大量运用多国档案和包括口述史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材料,对“修正派”的许多重要

前面提到的马克斯三世的《权力与和平》是研究杜勒斯的最新专著。作者大量运用多国档案和包括口述史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材料,对“修正派”的许多重要结论都提出了质疑,几乎是全面翻案,并试图重新证明杜勒斯的核心作用。在对苏政策方面,马克斯认为,熟谙苏联和苏共理论的杜勒斯,在与苏联打交道时表现了高超的外交技巧和斗争策略,在杜勒斯看来,苏联对外政策的动因,除了意识形态因素,还包括根深蒂固的帝国扩张欲望和“慢性的不安全心理情结”,为此它可以不择手段,但以不损害其切身利益为度。因此苏联并不比美国更愿意挑起战争,它同样希望控制军费开支以缓解压力,愿意通过合作与美国在竞争方式上达成默契。马克斯认为杜勒斯从未放弃缓和美苏关系的努力。他是1959年美苏首次缓和的主要推动者,甚至1972年的对华缓和政策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延伸。FrederickMarksII,PowerandPeace,pp.xi,110-104,161,163.马克斯的著作篇幅不大,提出的问题却很多,虽然史料来源很广,但引证不够具体,从而影响了论证的力度。
四思想的解读
 在上述各种争论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分歧,即从思想方法和外交风格来看,杜勒斯究竟是一个法理-道德主义者,还是一个现实主义者?50-60年代以前一种看法为主,70年代以后,后一种观点逐渐占上风,到80年代后期则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对杜勒斯外交政策的不同评价,实质上就是以此为分界线。批评杜勒斯的人一般都认为他是个“法理-道德主义者”;称赞他的人则强调其审慎、务实的一面。鉴于杜勒斯身上的某些矛盾现象,80年代以来还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模式,即“公开-私下”说:“公开”的杜勒斯的确有“法理-道德主义”倾向,但“私下”或“隐蔽”的杜勒斯却是一位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家。关于这个的争论之多、分歧之大,在整个美国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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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勒斯外交的“道德主义”和“法理主义”倾向的多半来自一些现实主义家。GeorgeKennan,Memoirs:1950-1963(Boston:LittleBrown,1972),pp.168-189;idem,RealitiesofAmericanForeignPolicy(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4),pp.3-30,75-90;HansMorgenthau,"JohnFosterDulles,"inN.Graebner,ed.,op.cit.,pp.289-308;N.Graebner,NewIsolationism(NewYork,1956),pp.90-93,184.汤森?胡普斯将其著作题为《魔鬼与杜勒斯》,就是强调杜勒斯站在上帝的一边与共产主义“恶魔”殊死搏斗这种“硫磺烈火”式的世界观。T.Hoopes,TheDevilofJohnFosterDulles,pp.487-491.霍尔斯蒂的说法也很有代表性:杜勒斯是个“精神决定论”者,将冷战视为“道德而非政治冲突”,完全排除了谈判和妥协。OleHolsti,"The‘OperationalCode’Approach,"Canadian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3(March1970),pp.123-157.凯南也曾强烈批评过这种倾向,不过凯南的看法在80年代末有很大的转变,认为已经公布的档案材料说明,杜勒斯具有“极其老练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智慧”,“在认识国际形势、准确估量当时的世界给美国政策提出的各种新问题方面,显然远远走在了其他任何人的前面”.GeorgeKennan,RealitiesofAmericanForeignPolicy,pp.3-30,75-90;R.Immerman,ed.,op.cit.,p.263.
实际上70年代以前的著作中也有一些例外,即认为杜勒斯是一个讲求实效的政治活动家,在处理国际问题时并不受意识形态教条或道德戒律的支配。例如CoralBell,NegotiatingfromStrength(London:Chat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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