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冷战史学的变迁与杜勒斯研究(2)
2018-01-18 05:15
导读：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著作，正式确立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统治地位。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
罗伯特?迪万、弗雷德?格林斯坦和史蒂芬?安布罗斯等人在80年代初发表的著作，正式确立了艾森豪威尔修正派史学的统治地位。迪万的《艾森豪威尔与冷战》一书，总结了70年代的“修正派”成果，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作用被严重低估，艾森豪威尔只是需要“利用”杜勒斯的外交知识与技巧。在迪万看来，艾森豪威尔的主要功绩是避免了海外军事干预，尽管这些成就“本质上都是否决性的”，但他使冷战得到了控制，避免了核战争，其稳健、审慎和克制是其继任者们所难以企及的。安娜?纳尔逊通过研究艾森豪威尔与安委会的关系，也得出类似结论。格林斯坦则强调艾森豪威尔在领导方面的“隐蔽”风格，他在幕后控制着决策过程并作出了一系列关键的决策，但为了回避抨击和避免分裂，他往往不愿公开表明个人的立场和作用，而是让杜勒斯来充当其冷战政策的“避雷针”.RobertDivine,EisenhowerandtheColdWar(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1),pp.viii-ix,10-16,20-23,153-155;AnnaNelson,"TheTopofthePolicyHill:PresidentEisenhowerandtheNationalSecurityCouncil,"DiplomaticHistory,7(Fall1983),pp.307-328;FredGreenstein,TheHidden-handPresidency:EisenhowerAsLeader(NewYork:BasicBooks,1982),pp.5-9,57-72,87-91.
“修正派”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安布罗斯以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写成的两卷本《艾森豪威尔传》。该书认为艾森豪威尔的最大成就是在外交政策方面，主要理由其实就是艾森豪威尔本人说的在其任内“美国没有丧失一名士兵，一英尺土地。我们维持了和平。”安布罗斯也认为艾森豪威尔“主宰一切”。就坚决反共而言，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其实是半斤八两，但对于具体问题的失败，责备杜勒斯比责备艾森豪威尔更容易，也更有利，有杜勒斯作为避雷针有助于保持艾森豪威尔的声望。StephenAmbrose,EisenhowerthePresident(NewYork:SimonandShuster,1984),pp.9-12,150,618-627,chapter19.
中国大学排名 概言之，“修正派”的核心观点有二：一是艾森豪威尔不仅是个掌握实权的总统，而且还是个精明干练的总统。他审慎、克制，善于处理国际危机，其外交政策相当成功。二是必须将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公开使用的辞藻与实际考虑区别开来，杜勒斯不过是艾森豪威尔的挡箭牌。
80年代后期以来，“修正派”的一些观点开始受到质疑，这一动向的集中反映，是1988年普林斯顿大学纪念杜勒斯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几组重要论文，均见RichardH.Immerman,ed.op.cit.对于这一新的研究动象，早已有美国学者笼统地冠以“后修正派”之名。参见TorEgilForland,"SellingFirearmtotheIndians’:Eisenhower’sExportControlPolicy,1953-1954,"DiplomaticHistory15(Spring1991),p.223;C.Pach,Jr.andE.Richarson,ThePresidencyofD.D.Eisenhower(Lawrence:UnivesityofKansasPress,1991),pp.xiii,238-239.但“后修正派”研究尚在发展之中，而且这种“对修正的修正”有时也出自“修正派”阵营内部。例如理查德?伊默曼、约翰?加迪斯这样的“修正派”重要人物，都在重新审视和局部修改自己原来的观点。伊默曼曾在1979年发表的《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谁作决定？》一文，对杜勒斯是主要决策者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对“修正派”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但他后来强调，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实际上各有所长，主要是一种密切合作的关系，不存在谁操纵谁的问题。R.Immerman,"EisenhowerandDulles:WhoMadetheDecisions?"PoliticalPsychology,No.1,Autumn1979,pp.21-38;idem,ed,op.cit.,pp.8-9.
冷战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80年代初出版的《遏制战略》一书中他就声明自己与“修正派”的观点有所不同。他认为，主要由艾森豪威尔界定政府应该追求哪些利益，而由杜勒斯确定这些利益面临哪些威胁。杜勒斯从未享有过杜鲁门在1949年以后给予艾奇逊的那种自由度，但杜勒斯比艾森豪威尔更有韧性，因而有时能够凭借顽强的毅力实现自己的主张，结果产生的外交战略是两人观点的“混合物”。但加迪斯此时并未完全脱离“修正派”的窠臼，对杜勒斯也颇有微词，认为他过分看重了意识形态因素。JohnGaddis,StrategiesofContainment(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82),pp.136,129.加迪斯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也改变了自己的许多看法。JohnGaddis,"TheUnexpectedDulles",inR.Immerman,ed.op.cit.,pp.47-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