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性别视域中的演进与拓展(3)
2013-05-06 18:02
导读：资料 的最好解释。(16) 特别是《起源》提出，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对女性主义具有
资料的最好解释。”(16) 特别是《起源》提出，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女性的社会地位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的，对女性主义具有重要意义。据此，可说明女性从属于男性也不是超时间、超空间的，更非天经地义。《起源》还将妇女与无产阶级作了对比，认为：“现代个体家庭建立在公开的或隐蔽的妇女的家务奴隶制之上 ”，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17) 这些，都对女性主义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对《起源》中某些论点的补正和推进主要有：
(1)以更广泛的民族志材料说明私有制并非导致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惟一原因。凯琳·萨克斯运用了更广泛的非洲四个部落的民族志材料(18)，说明在非私有制、无阶级社会里，女性地位也不完全与男性相等，即使男女都是“社会性成人”(参与公众社会劳动的人)，但在离婚难易程度、性关系禁忌上还是有所区别。在阶级社会里，即使是拥有大量私有财产、处于统治阶级地位的女性，也不享有本阶级男人拥有的全部特权。所以妇女地位的高低主要与两个方面相关：社会性成人和妻子(身份)。即使在无阶级社会里，因这两方面的影响，男女的地位也不见得比在私有制社会里更平等。
(2)以推断依据缺失指出私有制产生和母权制的瓦解并无直接因果联系。凯瑟琳·麦金农指出，《起源》为说明是私有制引发、瓦解了母权制，有三步假设性推断：第一是财富增加刺激了个人占有的欲望，第二是男人占有财富并成其私有财产，第三是男人为将财产传给亲生子女而推翻了母权制、建立了父权制。这三步推断中的逻辑缺失是：为什么增加的财富不是男女共同占有、而只被男性独占？为什么私有财产必定是通过父系、而不是母系传给子女？为什么丈夫占有财产就能凌驾妻子之上？(19) 显然，对这三点如不能提供论据，关于私有制产生与母权制瓦解的推断将面临“推不出”的困境，也将影响《起源》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基础。
中国大学排名 (3)以差异、多元的立场指出妇女从属地位根源的复杂性。虽然不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继续沿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些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分析框架，但同时也感到某些不足，原因是影响社会变迁的因素很多，且相互交错，特别是各国、各地区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差异，形成女性从属地位的原因也是有差别的。反之，若认为所有妇女受压迫的原因和改变压迫的路径是同样的话，就过分笼统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还指出，《形态》和《起源》的探讨重点不是妇女，而是家庭，妇女解放是附属于家庭问题的。因为对于私有制，家庭有更直接、更紧密的关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此时最关注的还是私有制的问题。所以，女性主义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探讨，对于补充、推进马克思主义这一方面的研究非常必要。因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内争取性别平等与争取阶级、种族、地域平等的斗争汇聚融合，展现了争取社会公正的新形势，工人阶级为单一革命主体的情况有所改变，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关注点亦随之转移，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兴起映现了这一转变。
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研究还从社会性别视角对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了回应。通过研究，她们认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虽已有所改变和推进，但却仍未在思想和理论上完全摆脱“性别盲点”。
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哈贝马斯及其社会交往理论，是不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研究涉及的对象。社会交往理论认为，只要依据合理程序和使对话者拥有平等参与权，就可实现对话与交往的理想状态。对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特别是非西方女性主义提出了不同看法。印度裔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乌玛·娜若嫣指出，哈贝马斯也像女性主义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再建中的作用很感兴趣，并且批判了实证主义和所谓科学理论是“价值中立”、“公正无私”的观点。然而，他的交往理论忽略了因阶级、种族或性别形成的实际上的差别，甚至假定它们根本就不存在。而个人若只是假定理想状态下的言说者，相互也无不同点，那么他们的谈论还有什么意义呢？而如果有不同点存在，哈贝马斯的理论并未能提供任何解决的可能。且不说处于社会底层的草根妇女，学术界的女性差不多也都有如下感受：尽管她们未被强行阻止在公共论坛上讲话，但仍需克服很多限制来坚持自己的主张，特别是在男性占据统治地位的学科里，她们的言论被轻蔑更是经常的事。这表明，女性的性别对她们的知识状况、言说及对他人关注力的支配都有直接影响(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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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受制于“性别盲点”、或者说是从父权制背景下男性优势生存地位出发，哈贝马斯等一些男思想家，虽也和女性主义者一样对知识在社会统治关系建立中的作用非常感兴趣，但却不可能反映女性作为“第二性”在社会交往中特有的感受，这正是他们的研究不能解决性别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因此，有女性主义者曾直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对于自己“什么都不是”。其中更深层的认识论原因是，哈贝马斯构建交往理论的基础是知识与约定上的“理性同一”。且不说这一基础有极度唯理主义的色彩，就是从女性大量的不同于男性的实际感受出发，对于什么是“知识”、“理性”及其“同一”，也有很不同的理解。就如在亚非拉美等地区和民族、种族的多元文化背景上，与建立在欧洲文化中心主义背景上的“理性同一”，必定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一样。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 “理性同一”，难道可能构建适于全人类普遍交往的基础吗？非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提出，必须对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认识特权”保持警惕，尤其要看到它的“政治用途”(21)。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评，促使哈贝马斯等人开始考虑、并引入性别视角。其名作之一《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初版于1961年，30年后他在再版序言中强调，自己的研究是一种“历史话语”，但同时也以一定篇幅探讨了过去未曾涉及的女性与公共领域的问题。他承认20世纪的女性终于获得了公民平等权，已有可能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享受福利国家的待遇，但他特别指出：“凡此种种并没有自然而然地改变掉性别差异所导致的歧视。”他对于女性主义的批判立场与视角表示了充分理解，并注意到现代公共领域出现的“将女性又一次从被男性统治的世界中排挤出去的行为”(22)。与此相关，他谈到了自己在30年间思想的改变——“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