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政之道"：中国古代整饬吏治的深层理据(3)

    在《大学》中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诚意，诚意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孔子认为不论是最高统治者，还是普通平民百姓，均要修身、正心、诚意、致知，而这种行道修德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为了自身、家庭、社区、国家，而是为了普天下人的和平与福扯。孔子还特别强调当权者自律是一个大事，主张“为政在人”，指出“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认为当权者应该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才能实现圣贤理想中的天下大同。

    在《经》中也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上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意思是，无私心的人，任其自然，不自认为有德，所以才会有德，反之，有私心的人，虽不失形式上或上的德行，所以反而无德，因此，“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就是说，人若失去了道和德的追求，仁义礼智信也就全部丧失了。老庄的思想还认为，自然人性是由大自然派生出来，本来是无心无情无欲，而善恶、是非、美丑、利害等观念情感的产生，都是自然人性丧失之后才出现的，所以人性的修养应当是去智去欲，归朴返真，回复到像木头、土块那样的无意识状态，在人生的活动中应该忘记一切善恶、是非、美丑、利害观念，听凭大自然的安排，主张国君治世不必动一什么脑筋，应当放任自流，无为而治。在今天看来，老庄的治世虽然有些消极保守，但从古代统治者劳民伤财、横征暴敛的状况来看，乃不失为治国安民的良策。

    介于法家和之间的管子思想，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管仲基于四维—礼义廉耻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仓察实而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主张:“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而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又说:“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管子认为只要“礼义廉耻”这四种伦理能够发扬，便可以实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奢侈和腐败之风也会得到遏制。

    观其所指，管子的治世思想与儒家为政之道似乎不谋不合，像孔子在《论语·为政篇》中就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如果凭借方式来让民众守道义，或者使用刑罚手段让民众遵礼仪，他们只是暂时地免于做坏事，却没有廉耻心，如果凭借道德来开化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齐他们，人民不但有耻廉心，而且人心归服，各安其所。在孔子看来，刑罚和政令只不过是的工具而己，并不是革除旧弊、清污涤浊的本源，从前的法令繁杂得像细网那样密，但奸邪伪诈的事情仍然发生频繁，最严重的是官吏和老百姓竟相钻法令的空隙，结果弄到不可救的地步。

    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如何调和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像“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还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还有“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都是强调国家的兴衰与人民群众是否拥戴有直接的关系，反映了古代权力系统总是从道义、自身形象和政治效率方面来思考未来。

    自古以来，百姓对官员有三条要求:一要“勤政爱民”，二要“克己奉公”，三要“两袖清风”，做到了这些，史书上就冠以“清官廉吏”，反之，则落个“贪官污吏”的骂名。上那些流芳百世的优秀官员，几乎都具有同一种特征，即慎行操守，勤于政务，秉公执法，不贪私欲，体恤民情，任劳任怨。而吏治的腐败，其实是少数当权者改变权力性质，并使之蜕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因此，这又是与人类道德相背离的不法行为，具有损他人、利自己、坏法纪、乱社会的特点。

    可见，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将道德看成是一种普遍的原则，从修身(修养品格)、力学(培养才识)、亲民(体恤民情)、任贤(尊贤使能)、勤政(勤公务)、齐家(持家有道)、律己(廉洁自律)等方面都有很严格的要求。而且，以道德来统治时，不但人民要遵从，统治者也要遵守，将官民一视同仁地要求属守道德，那才是真正的德治。所以提倡“德治天下”，不但指人民群众要有良好的民风民德，政府官员也要有良好的官风官德，若官员平民都有了道德，德治的诉求也就有了反腐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