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政之道"：中国古代整饬吏治的深层理据(5)

    在今天的生活中，不同的人伦角色在一个人身上彼此交叠，其中每一种角色都是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形成这种关系的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或联系。从人伦角色到社会角色的置换中，操守、法纪、理想塑造又是人生必须经历的几个层次，这里，最基本的是人格修养，其次是遵守法纪，最高层次才是实现理想。因为人格作为生命活动和道德理想的基础，所要求的不仅仅是外部行为的约束，而是人生和行为动机的高尚、善良、仁爱、宽和，如果没有人格的基础，政治理想就无处生根，如果没有人格的修养，当然也就无党性可言，进而无德无法，作恶多端。所以，在做人的日用伦常中，珍视人的尊严、价值和自我约束能力，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言而有信，表里如一;在为官的政务活动中，才能将个体道德自觉意识与宏观社会操控力量结合起来，真正做到勤政爱民，奉公守法，廉洁自律。

    以人格为风范的道德自律作为维持古代社会和谐的根抵，主要运用于传统的家国一体、交往狭窄的宗族社会，作为一套维护人际之间和谐关系的伦常规范，它的准则是削弱人们一己私利的动机，实现宗法利益的最大化，但最大弊端就是抹煞个体的差异性，否认利益多样性，把原本复杂的利益结构和分配体系简单化，并通过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推行，致使道德又变成只讲义务、只讲奉献的精神空壳，人文道义的社会效益也被忽略，成了老实人吃亏，卑鄙者得益，道德情操变得一文不值，得不到社会的公认和奖赏。

    在理论上，一些人往往将道德与伦理混为一谈，其实，道德是一种比人伦观念还要高级的人类情感，道德意识主要是唤醒人的自觉自律，包括对色欲、贪婪、怯懦、自私等进行抑制。而且，道德意识的产生，涉及到对宇宙万象的认识，对生死悬谜的看法，对如何渡过个人苦痛的体验，以及如何关爱自己和他人的心态等等，因此，只有承认道德是一种普世性的人类追求，才能在修炼品性、塑造人格、规范行为方面，产生实实在在的影响。也只有将道德视为一种普遍人性与良知的尊严价值，才能目光远大.谦卑人生，而不只是陷溺于眼前的利欲之中。

    过去，我们为了适应意识形态的需要，有意无意地将个人道德与阶级伦理混淆在一起，将人类社会传承下来的共同文明和人类情感都贴上标签，冠以“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等政治伦理的内容，从而加以排斥和抵制，进而否认一切人类文明成果，道德也成为无源之水。结果一是滋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贪污受贿、腐败堕落得不到惩罚，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二是牺牲了利益多样性，使社会失去活力，陷人僵化和停滞。

    道德总是具有时代性，不同时代的道德有不同的内容和规范，但无论如何，这些目标的设定总和一定社会的价值要求相符合，也就是个体伦理与法制体系的统一，内在德性与外在约束的统一。道德是公民守法的基础，也就是官员守法的基础。一般说来，守法的人未必守德，所以守法也不会维持长久，而守德的人则一定守法，这几乎是一条恒定的规律，而且，道德的自觉与自律来自于个性对社会生活的基本价值信念，他们的道德自觉与自律也必然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归宿。

    可以说，上的治国安民经验，剖析各朝代的吏治腐败现象，从而找出一条医治当代各种社会问题的方法，并非是不可能的，从中国古代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份，做到“古为今用”、“以史为鉴”，要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的下，正确地认识国情、民情，并从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和能力出发，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的切实可行的人文价值准则和社会目标，使之成为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社会风尚。它不仅作为规范各级干部行为道德准则，也是激励振兴和促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