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政之道"：中国古代整饬吏治的深层理据(4)

    问题在于，德行能否通过手段来传递呢?因为是不能用他律和外在要求的办法来推行的，道德是一种严格的自律和内在良知，如果一旦提出许多规则，就会使道德变成外在的条规，或者说，变成一种制度性的，这与律法就区别不大了。《新约》中有这样的记载，说犹太法利赛人要求人们遵从各种条规，被耶稣视为虚伪，强调人应先反省自己的过错，才能去判断他人，即用道德裁判来评述他人的做法，前提是裁判者必须要有内心的省悟。应该说，中国的道德学说中，也蕴涵着同样的深刻的底蕴，只不过在后来的实践中，往往偏执于礼教的外在规范和细节，忽视了道德的内心修养和体认二礼教是一种的政治伦理系统，建立在各种人伦角色和人伦关系的和谐有序之上，它主要是适应农业文明的，在现代工业社会则很难发挥作用。

    中国有许多规范行为的条文和伦理口号，实际上很少有人去遵守，因为这是一种他律，所以，在没有一种外在强制力监督时，许多人并不会自动遵守，可见，如何把他律变成自律是道德的终极所在。关键是如何启发人心灵，去深沉地思考人生、人性、人格的重大问题，如面对失败、疾病、困苦、艰难的处境，终极价值变得不再安稳时，理想和人生目标变得不再清晰时，再反思那些如何做人，做什么样人这些深层问题，进而产生道德自律的内心省悟。

　　　　　　　　　　　　　(三)

    在中国的传统中，一直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古训，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将人格，诚信，礼义，廉耻作为立身的精神尺度和标志，更作为从政的行为准则与关键，这是儒家人文精神渗入古代政治伦理的重要特征。所以，中国古代的文化精英，大都具有高昂的政治热情，他们向往国家繁荣昌盛，并且把个人的福禄升迁与国家的长治久安结合起来，既努力地为国家大事出谋划策，又致力于解决社会下层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实现政通人和、社会安宁的局面。

    中国古代的政治观念总的倾向是重伦理而轻法理，重贤人而轻制度，所以文化传统中并没有考虑如何构造优良政体，封建官僚体制不仅很难改造，而且经过历代修补变得更加强固，人们始终把“德治”、“德政”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忠臣”身上，期盼“青天”和“清官”的再现。然而，上圣君贤臣本来就不多，社会的失道失德更是使得善良人性易变。因此哀叹圣贤难遇，人心崩坏。孔子认为“仁”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从不轻易许人以“仁”，但认为君子的境界是可以做到的，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说，一个人只要本质善良，品性端正，再辅以礼仪教化就可以成为君子，而“君子”正是国家的治世之才。

    孟子则主张，君子不仅要有德，还要有“浩然之气”，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配义气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嫌之心，则绥矣”。(((公孙丑·上篇》)强调“气”必须在“义”和“道”的引导下，经过长期的道德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达到，君子有了“浩然之气”，为官就能居于仁，立于义，行以道，别以礼，做人也能堂堂正正，勇敢无畏，为人表率。

    荀子则主张，“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这虽是对君子之风的矫正，但又主张通过选举贤良，提拔忠信，鼓励孝顺，扶危救困，可使人民安于政事，国家也享有太平，即“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梯，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安位。”由此可见，建立在这种伦常道德之中的儒家伦理，首先是适应了日常生活和生活的普遍性，人格和品性也就成了人际关系的基石。

    作为一种道德的形而上学，人格和品性可以成为构建一个人的终极的精神世界，甚至一生为之践履的准则的人文资源，古代推崇的官德、官品也因此建立在人格和品性的塑造之上，历来是中华的许多杰出分子自我操守、救世拯民、扶危助困的伟大而深厚的精神力量。如果一个人真诚地实践这种道德哲学，他不仅作为有德性、有同情心的普通人，也是作为有德行、有责任心的领导者。对这种格守道德的报偿，就是使那些尽义务、尽责任的人得到公正评价和奖赏，让那些贪私欲、读职责的人受到严厉谴责和惩处。

    它的意义在于，一个国家的道德形象与人们日常生活形成的直接经验密切相关，而经验事实的改变会对社会信念的稳固与否发生影响。比如，为人向善是一种道德追求，当某种关于善的理念被人们接受时，行善便成为人们仿效的基本信条，如果坚持善的行为在现实中屡屡遭到嘲弄甚至带来不幸，社会也无力予以必要的肯定和道义援助时，表明一个社会的政治伦理系统己经失衡，人们关于善的信念便会发生动摇，社会也因此陷入无道无德的失序状态。所以，只有建立起新的能够反映未来前途的道德信念和精神文化体系，才能形成新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改变人们精神信念不确定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