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为政之道"：中国古代整饬吏治的深层理据

　　[关键词]学说    个体  法治

　　[论文精要]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具有深厚的道德属性，“为政以德”作为立身和从政的准则，强调人格／g~~N家政治中的作用和价值，主张个体道德与政治伦理的和谐统一，使封建制度的功能因此达到文明相当高的水平。剖析儒家“为政之道”的得失，上整饬吏治的经验，显然可以作为深刻的历史镜鉴，给人以和启发。

    一个的传统是它的灵魂核心，包括伦理、宗教和传统道德等等，始终都是第一位的，像“明大道，遵礼法，施德政，淳民风，敬神灵，祭祖宗”，就作为中国古代实现社会安定、国富民强的为政要诀。但是，由于我们多年来对传统文化价值认识不足，继承不够，使一些人对“为政以德”、“为政以信”、“为政在仁”、“为政爱人”的这些传统价值不屑一顾，更没有认识到自己所代表的政治权力的道德楷模意义和对提升社会道德的政治责任。其实，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讲的虽然是的政治道德，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在各级官员的身上，他们的人格、身望、形象、气节等等素质，成为影响民众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儒家主张的为政之道，也一直作为中国古代整伤吏治的深层理据。所以历代王朝一向重视官德、官品，目标是培养心系王权、造福百姓的道德情操，而清廉为政、清白做人的官员操行，又直接关系到人心向背和政治安危的重要问题。

　　　　　　　　　　(一)

    历史上，对国家朝政得失议论较多的，就是“为政之道”。所谓“国正天下顺，家和万事兴”，就是强调国家有道有德，才会政通人和，国泰民安，如果无道无德，人们不受灵魂和道义力量的约束，则政令不行，社会失序，甚至带来内乱外患。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这样谈论“为政之道”，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对古知今，以往验来。’，纵观历史上所记录的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如初周的圣贤之道，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都说明道德教化对国家的作用。从历代的明君贤相来看，伊尹之辅佐商汤，周公旦之辅佐成王，还有齐恒公时的管仲，汉高祖时的张良、萧何，三国时的诸葛亮，唐太宗时的魏微，北宋时的范仲淹，明初的刘伯温，以及清末的曾国藩等，他们都强调尊道施德而治理国家。

    不仅如此，中国古代在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制度方面，也有极为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像唐宋以来都实科举和吏部加试的办法，来锉选和任用官吏，那时只有经过“身、言、书、判”的严格考试，才能进入仕途。而且，一个人为官，如果不孝顺父母，不亲和兄弟，品德不端.行为暴决者，即使再有才能，也不会得到重用。可见权力的运用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道德的优先性，依赖于文化系统对权力运作结构做出的合理阐释，任何朝代也都将道义得失摆在与自己命运枚关的地位。

    历史表明，每当朝廷面临官吏腐败和政治无能的困扰时，也是社会民生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像史书中提到“朝廷财用不足，府库虚渴，士卒骄惰”的情况，往往又是各种弊端积重难返之时，因此又会出现像唐代的狄仁杰，宋代的包拯，明代的海瑞，清代的于成龙等等，这些清官廉吏用他们的刚正不阿和秉公执法，来修复朝廷失德的印象，重建受到伤害的施政权威。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秩序是本体在宇宙运行中创造出来的形式，即美德与美世的秩序，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讲道德与秩序的关系，而人心衰坏、社会腐败等现象的出现，都是对秩序的破坏，它打破了和谐的社会关系，销蚀了美好的社会风尚，特别是那些握有一定权力，有着一定影响力的官职人员的道德沦丧，又引导社会价值体系、行为规范的进一步紊乱时，进而又会出现社会失序、犯罪迭起的非正常状态。所以，在古代圣贤们看来，整伤官吏腐败的关键是加强人身道德修养，严格规范管束，通过建章立制来监督权力阶层的公务行为和个人行为。他们强调的就是如何实现个人道德操行于政治伦理系统的重新整合。

    从理论上讲，传统道德并不包含公民、公民社会以及公民伦理的现代性概念，但它隐含着的某些关于生活和公共权力的深刻理念，是从个体感知层面统驭个人行为和为官从政的基础，它不仅适用于日用伦常的生活关系，也适用于公共权力的操作体系，即生活中发挥道德典范的楷模，职位上尽到勤政爱民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