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3)

　　第二，恩格斯强调西欧无产阶级革命是东方落后国家走上主义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提出俄国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必要条件是：1)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2)需要有俄国革命，只是一般地涉及到国际条件。恩格斯在谈到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则更加突出地强调需要有一定的国际条件，甚至把这种国际条件看作是公社能否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先决条件。他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已发生危机，终将被新的公有制社会所代替，但这并不能赋予俄国农村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为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也不能自动地为俄国农村公社所掌握并成为公社的个体生产转变为集体生产的物质条件。只有当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之后，才能援助俄国农村公社完成向高级形式的公有制过渡的艰巨历程。“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之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公社“有呵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

　　三、几点思考

　　基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思想的研究。有几点体会。

　　第一，对于东方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马克思认为不能，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可能。在1882年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序言中，马恩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两种设想．哪一种更正确、更实际呢?只有后人的实践才能验证。从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来看，20世纪出现的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一些落后国家，而不是原来典型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对生产关系的几次调整，反而显示了活力，这似乎表明，社会主义的胜利不需要以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为前提，落后的东方各国也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但是，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哪一个是原来马克思设想的那种典型的东亚西亚式的国家，不仅资本主义或多或少有了一些发展，而且，在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农村公社及土地公有制早已不存在了，它们并未起到新社会支点的作用。就俄国而言，早在十月革命前，农村公社已经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解体，当然，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相互补充。”而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诞生前根本没有俄国农村公社那样的生产方式，更没有“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一先决条件。就这个意义而言，马克思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思想并未完全实现和得到证实，或者说，当代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结果，当然也不能验证这一思想是否正确。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由发达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根据马克思的“跨越论”建立的社会主义。就前者而言，中国目前尚没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创造的那样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后者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诞生前一没有俄国农村公社那样的土地公有制；二没有利用西方资本主义提供的“一切积极成果”对农村公社生产方式改造的可能；三没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和支持。因此，中国所走的是另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邓小平说：“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如果说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是跨越了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话，那么，这种跨越也仅仅只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单就资本主义所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和商品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没有跨越也不可能跨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具有必然性，但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经过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还要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作为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形式还将长期存在并发展下去；根据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港、澳、台地区将保持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中国在初级阶段坚持对外开放，并把它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将使中国的经济最终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保留并允许资本主义经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的跨越，而只是跨越了资本主义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