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早期的西方女性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2)

    二、关于妇女解放的途径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某一时代的发展，总是可以由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来确定，因为在女人和男人、女性和男性的关系中，最鲜明不过地表现出人性对兽性的胜利:因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在致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每一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西方早期女性主义者认为要想达到妇女解放的目的，必须推翻制度和父权制。

    米切尔断言:“旨在推翻阶级社会的革命，必须与旨在消灭性/社会性别制度的具体的女性主义革命相结合”。她认为‘废除家庭，是个抽象的口号，“现在的家庭事实上同妇女或性别平等是冰炭不相容的。取消家庭并不会带来平等，平等来自历史地区分家庭的诸功能。由于这些功能被死死地缠成一团，应该为解放这些功能提出革命性的要求。不应意味着废除家庭，而是将社会中己知的各种关系多样化—目前这些关系被强制地压缩为一种关系。这意味着一种多元父权制—家庭只是其中之一，因而废除家庭是无意义的。”。提出战略上应该关注两性平等，认为只有改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生产、生育、性关系及儿童的社会化这四大结构，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解放。

    米切尔分析妇女受压迫的四大结构涵盖在资本主义与父权制内，米切尔尤其强调父权制意识形态的作用，在对妇女社会地位所负责任的因素中，认为父权制意识形态不亚于资本主义，因而妇女要想获得解放，必须对父权制意识形态进行一场革命。米切尔强调妇女受压迫的精神原因，认为实现妇女的解放，还必须借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了历史和经济状况，而精神分析学说与用辩证唯物主义所获得的意识形态概念相结合，是理解思想意识形态和两性关系的手段”。。

    因此，米切尔得出结论说，为了使社会真正充满人性，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

    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单位，由于妇女被排除在生产和社会之外，“妇女是工资奴隶的奴隶，对主妇的奴役保证了对她丈夫的奴役。”。在本斯顿看来，妇女要想得到应得的尊重，就必须让所有人认识到家务劳动的社会必要性，因此认为妇女解放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家庭外获得职业机会的平等:二是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这两方面密不可分，不从家务劳动中获得自由，职业机会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妇女不离开家庭外出工作，家务劳动的化也是不可能的。因而，本斯顿提出的妇女解放策略，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先于妇女介入事业，而且家务劳动社会化创造的工作机会将满足妇女作为正常的雇佣劳动力的需要。

    科斯塔和詹姆斯提出家务劳动工资化的主张，即应该给妇女的家务劳动支付工资，由而不是个人支付，因为妇女的劳动是生产性劳动，资本最终是靠剥削妇女赢利的。

    三、探讨关于早期西方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意义

    (一)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女权运动的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从关注现实出发，或在沿袭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上从新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或在批评马克思主义中提出新的见解，围绕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做了许多的有益探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比如，恩格斯看到了父权的存在，对父权做出了阶级分析，认为性别压迫附属于阶级压迫，但西方女性主义者发现在资产阶级统治体制外，还存在一个独立的父权制体制。米切尔在《精神分析和女权主义》一书中认为父权制作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的而又相对自发的体制，父权制是一种普遍有效的意识形态结构，父权制“描述的是一般，但每一特殊的生产方式都通过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来表现这一点。”。

    (二)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女性问题

    当今研究女性问题离不开对女性主义的研究，正如戴锦华教授指出的，“女性主义在中国的，无疑开启了中国女性文化的一个新的时段，为女性作为一个社会性别群体的自觉及其文化反抗，提供了有力而有效的资源与武器。”

    四、结语

    西方女性主义在批判和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提出了许多的新知识、新理论，我们可以吸收有益的因素对其丰富和补充，也使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应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奉为教条，而应以他们的论述作为研究起点，不断运用新的资料和结合新的实际去丰富和发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