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世界的阶级、政权及其他(上)(2)
2014-08-13 01:05
导读：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认为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只
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发达与不发达之间的关系，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置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认为其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只能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附属物，这种看法显然又过于偏激了。
一些学者从依附论的角度考察了非洲诸国的情况后也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例如科林·利斯最初曾认为肯尼亚国家政权和资产阶级完全是屈从于都市资产的需要和利益的，但最后他却修正了这一观点。因为肯尼亚资产阶级除从事商业性农
作物生产外，还涉足于房地产、建筑业、矿业、保险业甚至制造业。这意味着地方层次的资本积累已经达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能够与都市中心资产阶级的利益相抗衡的程度。事实上，肯尼亚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利用并将继续利用国家机器来巩固他们在国内外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事实表明，应从政治经济利益的角度考察特定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以此确定边缘地区最初的资金是怎样积累，并积累到能够进行工业化的程度的。[5]
从其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个案研究中也表明，作为一个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能与国际资本主义的利益完全一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连充当“买办”分肥的资格都没有。因此，从一个长时段考察，无论多么“卖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作为一个“阶级”的整体利益都不可能与都市中心完全一致￡?更不用说心甘情愿地受都市中心控制，被排除在它认为自己理应享受的利益份额之外了。
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注意到了上述问题的复杂性，但他却沿着另一条思路继续发展了依附论。他的基本观点与弗兰克相似，宣称从16世纪起世界就已进入资本主义体系。但沃勒斯坦认为弗兰克的局限在于仍将不发达现象作个案分析，认为只有把低度发展的现象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周期性节律和长期趋势联系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低度发展现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就是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只要有利可图它就要继续生产，直至扩张到利润的边际为止。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
世界经济而非民族国家的现象。[6]这是一种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眼光，即是说发达与不发达都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结果，而非某一地区和某一国家的现象。这是他的理论被称为世界体系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以“核心”和“边缘”的概念取代了弗兰克“都市中心”与“卫星”，核心经济主要指制造业、银行业及相关的先进经济活动，而边缘经济则基本局限于初级产品的生。与弗兰克一样，沃勒斯坦的世界经济体系是由边缘的剩余价值流向核心构成的，但与弗兰克的区别在于，他不仅用国际劳动分工和技术领先来解释为什么北部核心地区能占有其余地区的剩余价值，而且考虑到了政治的因素，即认为政治力量的不对等强化了世界的不平等。核心经济能够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机构，这种强大既表现在国内又表现在与他国的关系之中。边缘经济只能产生弱小的国家，意味着它们无力控制与国际经济相联系的条件，其从属经济的地位因此变得更为确定。[7]沃勒斯坦也认为边缘地区的头面人物即买办，是核心地区吞占剩余价值的帮凶。 在他看来，国家无疑是国际经济的副产品，甚至宣称，在当今的世界经济中，既没有封建体系也没有社会主义体系，只有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在形式上被确定为资本主义。因此这个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现实不是国家政权而是阶级斗争，是边缘地区对核心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与种族意识，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纠缠在一起。结果，沃勒斯坦在注意到政治的同时，却依然把政治看作是“依附”于经济的，否认了政治的独立地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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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学派的学者们将阶级分析的概念引入发展研究之中，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然而它依然暴露出许多弱点，除“依附”这一概念含糊不清，核心从边缘榨取的剩余价值难于界定和量化，以及将不发达的原因完全归咎于外因与历史外，关键在于它的阶级分类概念过于笼统，从而忽略了局部地区内部社会结构变化的趋势，尤其是边缘地区本身政治势力和传统势力的种种变化对国家政权的影响，并由此将第三世界国家政权的作用放在可以忽略不计的位置上。显然，这种理论上的缺陷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此领域的进一步探索留下了余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