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2)
2014-09-04 01:50
导读：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
其实，在社会科学提出的我们理解政治的思路的时候，我们是处于一种两难状态。什么一种两难状态？我们对于数字处于信赖与不信赖的两难状态。
一方面，我们基于对数字的信任，认定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完全超越了古典社会。为什么会这么认为？因为我们在政治科学的研究中，克制了不确定性，克制了朦胧美。我们在政治科学中做出的判断，是确定性基础上的实在的判断。这是一种超越了规范政治理论方法的理论抉择。因此，这是我们对政治理论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新信念。与之相联系，我们还建立起另一种信念。另一种信念是什么呢？那就是我们的政治理论探索，必须变成为行为观察。所以，行为主义政治学作为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核心，变得具有支配性的作用，发生过绝对支配性的功能。比如，我们要研究个人的政治社会化问题，就可以把我们预设成一个学习的个体，借此来观察我们政治社会化是怎么构成的。而我们所要了解的问题就是下述这一类问题：家庭、学校是怎么教育你的？给你的爱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知识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情感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给你的经验教育是多大的比例，然后将这些比例一合成，就知道你的社会化状态是如何的了。而情感教育也相当简洁明了地表述为一个行为的具体指导：如果你跌在地上，为了训练你的勇敢，不仅不会将你扶起来，反而可能会给你一个耳光：你哭什么！跌下去爬起来就是。这种比例各是多少，加起来进行概率统计，证明教育社会化的有效的程度是如何的，我们就可以依循这种方式来进行政治社会化的教育。所以大家一窝峰而上，根据个人完成政治社会化的不同指标，发疯地对后代进行诸方面的培养。所以今天出生的小孩是痛苦得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不仅要学习系统知识，还要拉小提琴、拉二胡，还要学
英语、学法语、学德语。家长、学校、社会，都认为这样教育出来的小孩，最具有适应社会化要求的“素质”。素质在政治社会化中，也变成了一个个的数字指标，而不是综合的、规范的先天、后天因素的良好结合状态。这就是现代政治生活的一种组织方式。除了政治社会化的行为主义观察以外，还有社会、政治行为过程本身的行为主义观察。比如你选择什么产品，你是依靠什么选择的，你这个依靠的根据的权重有多少，由此画出的量表是会么样的？我们画出来一条弧线，来显示其中的变化情形。这个变化的弧线交叉点在哪里？而这个交叉点本身，可能象征着我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和政治行为抉择方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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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复杂的、基于深思明辩基础上的传统规范政治理论思考，在政治科学家那里就变得简单了！假如我们问谁对于政治科学问题最具有发言权，我们可以回答说具有深厚的数学修养的政治学家、或者径直说数学家最有发言权。所以美国著名的数学家卢卡斯，写了一本书叫《政治及有关模型》，将数学用来分析比例代表制、选举法、权势集团、委员会抉择、以及分配问题等等。并且强调，“政治科学领域里数学模型应用的发展相对说来较缓慢，……这个领域的成熟有待于数学的进一步高度发展。”[16]
这种数字信息显示出的行为主义的方法支配性，带给我们的结果是什么？一方面，当然是对于政治问题了解的清晰化趋向，以及使得政治学具有了“科学的尊严”。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于政治行为的实际情况的理解，还没有达到政治科学许诺的那种清楚明白、比之于“政治学”更为科学的程度。有的时候，反而可能变得有些模糊。为什么争取对于政治问题的清晰了解结果反而变得模糊呢？因为我们都知道，行为主义是建立在社会
统计学的确实可靠性的基础上的。他们对概率统计非常信赖。而我们知道，事实上对政治行为再精确的观察，概率统计仅仅是大概率的统计。他可以精确到99.99%，像我们的99金一样。但是，99金不是纯金，只是杂质少到不能再少而已。行为主义方法的这种大概率思想支撑的可靠性，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用亿分之一的例外来推翻这种可靠性。比如你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一旦在非洲发现了哪怕是一只黑天鹅，糟糕，科学的真确结论变成假的了！因此，对概率统计的信念也只能是一种相对信念。它的可靠性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可靠性，而不是绝对可靠性。政治科学对于大概率的充分信任是有问题的。[17]现代数学方法的自我反省以及模糊数学的兴起，使得数学作为最可靠的科学工具的信念被颠覆了。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信念于是坍塌。对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信赖变成了一个困惑。[18]困惑什么？困惑数据不可靠了。因为连最可靠的数学都变得不可靠了！那么依赖数学的可靠性建立起来的政治“科学”的可靠性，势必也就不可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