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5)
2014-09-04 01:50
导读：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往我们总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判断政治生活的状态。比如，在二十世纪70年纪以前，西方的人们对于自己崇尚的自由、民
从政治生活的实际情形来看，以往我们总试图从概率统计的角度判断政治生活的状态。比如，在二十世纪70年纪以前，西方的人们对于自己崇尚的自由、民主、宪政、法治在政治生活中的处境，总是换算为具体的数据，并将之视为观察政治问题的可靠切入口。在分析民主政治的运行情况时，也总是着力于统计谁、以及多少支持或反对哪个党派。研究者或者观察美国的工人阶级哪部分人投了民主党的票，那部分投了共和党的票。而对于部分工人在投了民主党的票之后失望了，对于民主党他们没有像他们声称的那样代表下层阶级而感到厌恶。他们转而支持声称代表上层阶级的共和党。为什么下层阶级要支持上层阶级呢？研究者就会从数据上找理由。他们要从综合统计量表上进行解释，然后进行分析和归纳。其实，这样一些在选举中表现出来的行为是有复杂的导因的。不能简单地指望从量表上得出结论。
所以要真正把握当代政治生活的脉搏，在方法上一定要脚踏规范方法和实证方法两只船。以前规范政治学家蔑视实证政治学家，说你们的理论只能来自于数字，数据拿出来还要依靠我来给你分析这些数据是什么意义。而实证政治科学家则说，你规范政治理论家在书斋里冥想苦想当代的政治生活的状况是怎么样的，你不进行调查，你不进行访谈，你不进行统计，你怎么能够确切地知道呢？你不过是闭门造车而已。而在脚踏两只船的方法思路里，规范政治学家一定要通过访谈统计，你才能提供经得起实践检验的规范。实证政治学家一定要对调查材料进行规范政治学的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你才足以说明你那数字背后潜在的是什么样的政治价值判断。起码两者都不具有蔑视对方的理由。而只具有尊重对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与研究成果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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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脚踏两只船的方法，启发我们，对政治生活的理解要建立在复杂性的基础之上。政治学方法论一定要建立在一种具有兼得性的方法基点上。一方面，政治生活的理解并不单纯是一个理论规范的自我确认，而也是对于理论尝试和实践生活的定量了解。另一方面，政治问题的了解，也不仅仅是对于社会调查的量化，而也是对于理论规范的验证和修缮或改变。仅仅强调政治规范的规定性、或者某种数量模型的决定性，都会掩盖住你观察分析政治生活的眼睛。所以当代政治生活的复杂性要求我们，在政治理论的研究方法上做出一种富有弹性的理性选择。要反对规范政治哲学中存在的对某种政治哲学信念的自我神化。一切政治神话，我们都可以依实证主义政治学的教侮，把它放到科学的砧板上重新切割，分开了解。同时，一切来自第一线政治舞台的调查，也必须经过规范政治哲学的价值检验，检定这些数据所说明的问题。
但是，值得强调的是，在政治理论的规范方法与实证方法相比较而言的特定角度看问题，如果我们必须对于两种方法的重要性加以区别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具有一种相对于实证方法的优先性。所以我们对施特劳斯那种单纯的所谓神性的政治哲学的呼吁，对伯林那种对政治生活表现出的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是可以同情地理解的。虽然同时，对于政治科学家吁请我们重视实证调查与科学统计的方法立场，也要加以理解的同情。持有这样的方法立场，是因为，一方面，对某一种政治价值来说，它天然地存在，无须论证而自然成立。比如说自由，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不受约束。但是，要想证成这种自由，或不受约束，一个政治理论家就必须意识到，他对于人的天性自由的论证，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任何一个人想要自由。想不受约束，就需要一个社会契约。进而在组成国家时，需要有一个国家契约。否则人人都不受约束，人人就都会丧失掉自由。我们达成一个契约之后，才能捍卫我们天生的权利或自然权利。这就是所谓“法治下的自由”的含义。人类的这种政治处境，就为规范政治哲学的论证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同时，就像伯林所特别强调的那样，一个书斋中蕴含的观念可以导致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而不要以为书斋里的政治哲学思考没有用处。如果有一个疯狂的政治家来推行一种疯狂的政治理念的话，那就必然陷入一场灾难。这就是当初施特劳斯和伯林努力思考纳粹问题的政治理论动机。所以正因为如此，我们强调站在生活本身的绝对的善基础上，也就是自由天性绝对不可侵犯的基础上，思考政治问题与解析政治生活。任何政治理论不管以什么样的政治学方法，什么样的政治学陈述，来进行政治理论建构，这都是必须要坚守的最重要原则，否则政治生活就不仅是不可理解的，而且是不可组织起来的。或许，这就是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兴起是重要原因——事实与价值是相关的。[23]但是，价值对于事实具有一种先在性。因此，他对于事实世界也就具有一种引导作用。而在后行为主义兴起之后，复兴的规范政治哲学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政治学的研究实践中，一个研究者必须首先具有某种政治价值理念，他才可以从事政治学的研究工作。这既因为他在研究活动之先就已经受制于他具有的某种先在的价值观念。也是因为他在研究活动的过程之中对于研究对象表现出的方方面面特征或现象的观察、探询与描述，也会对于他分析观察的对象的价值注入产生制约。更是因为他的分析研究的结果或结论，也是在他的既有价值判断的基础上归结出来的。没有这些价值规范、以及对于价值规范基础的政治学方法的自觉，一个政治学研究者就不可能进行政治学研究工作。基于规范方法的政治学研究者是对于这一研究的方法处境的自觉，而基于实证方法基础上的政治学研究者也一定得意识到这一方法处境，否则他就无法对于自己研究的意义加以归纳和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