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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引导下的政治理论[下]—对政治哲学、政治生(3)

2014-09-04 01:50
这就引出另一方面的问题了。在政治科学可靠性受到质疑的情形下，我们怎么认识人类自己的政治行为呢？首先，需要我们在方法思路上做出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大概率总不是绝对可靠的，导致对概率统计方法途径方式的选择肯定也不是最可靠的判断。一方面，这是因为，概率统计的可靠性还得依赖于方法上的假设，就是我们进行概率统计的时候是有方法最优的保障的。然而，方法最优其实我们只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能达到。美国的《文学文摘》杂志使用较为严格的技术规则预测总统选举。使用这一技术规则，它准确地预测了四位总统的当选。当时人们都很相信这种预测方法。而有一次预测却失败了。因它预测一个总统有百分之六十的选票，但最后这个人却没有当选。而现在人们大都相信预测的科学性、准确性的盖洛普预测方法，是一种较为科学的随机抽样预测方法。就是这种方法，在总统选举的预测中，也有失误。如它对于杜鲁门就不看好，但是，杜鲁门却当选了。[19]所以说方法最优，一方面只能是作为一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它是最优，另一方面到了后来变成了次优，再后来变成满意，再后来变成有缺陷的方法，再后来当然就是被淘汰。所以这样一种概率统计方法的衰变的过程，使实证主义(或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给我们提供的那个可靠的信心，也就不那么可靠了。概率统计上所提供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不能成为绝对的东西。而且还不说极小概率基础上做出的判断或预测的不可靠性。[20]

所以正因为如此，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实证方法经过五十年代一批政治思想名家的打击，再加上当代政治生活极其复杂的走向，实证方法所显现的解释力度弱化了。它的弱点开始暴露。因为实证的政治理论最多只能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最多只能提供给我们一个认识政治情形的一个描述状态，尽管它是比较精确的描述。但这样一种描述的合理性基础在哪里？正当性依托在哪里？合法性基础又如何？这种描述而出的政治状态是否是值得期望的、是否是好的？如此等等价值问题它是解释不了的。精确描述与合理解释，本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论解释生活的两种方法选择。但是，比较而言，解释理论着重于什么呢？理解政治。精确描述描述什么呢？描述现实的政治状态。后者可以为我们提供量表，也可以为我们提供模型，但是，难以稳、准、狠地点出政治活动的要害何在。在规范政治理论的方法视野中，我们通过对政治生活的经验的归纳和总结，可以洞见性地指出政治的关节点在哪里，它的力度要比形式的和实证的政治理论强得多。

实证科学是反对洞见的。为什么？因为洞见是研究者个体性的东西。作为规范政治学重视的思想性工夫，洞见是我们点透政治必须依靠的。然而洞见是一种个性化的东西。这对于政治科学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东西。因为，在政治科学那里，凡是无法检验的东西，我们要审慎处理它，把它悬隔起来。随着西方的政治科学的发展，这种方法要求已经不仅是政治科学研究者必须遵守的，而且也是政治科学的学习者所必须接受的。在大学里，判断一个政治科学的学生写作的论文是否是一篇合格的论文，多数都得看这篇论文，有没有量表，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曲线，有没有模型，否则，这篇论文就是一篇不合格的论文。

当代西方的政治科学界里头，真正地要成为名家，你也一定要用数学方法。比如说著名政治科学家亨廷顿，在他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里头就认真地应用数学作为分析政治问题的工具。但这种应用不见得能够获得认同。尤其是不见得能够获得科学家的认同。自然科学家们对社会科学家们滥用自然科学的做法，常常嗤之以鼻。比如耶鲁大学数学系的一个著名教授，就专门打击亨廷顿。他运用数学的演算和推导方式，来把亨廷顿这本书所列出的数学算式重新检验一遍，结论是：没有一个算式是成立的。而且，据此他坚决反对亨廷顿进入美国科学院，他认为科学家绝对不能认可这种“科学”。[21]应用“可靠的”数学方法的亨廷顿，因为数学却没有“可靠的”得出科学结论，以致于也没有“可靠的”入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这也有点反讽的意味。因为数学家说他的数学是伪数学、政治科学是伪科学。而在经验主义、行为主义的政治学家看来，亨廷顿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科学大家。为什么呢？像政治科学这样的理论，它一定只能够在为我们清晰的、明白的、可靠的，更关键地有效的解释政治生活，这样才达到了政治科学之作为“科学”的理论目的。亨廷顿似乎做到了这点。但是，政治学真正的尊严不在于借助理性主义的可靠性、客观性，而是在于解释政治生活时表现出的有效性，实证政治学就达不到这一要求。这样一来，规范政治学被人认为没有客观性、确定性，实证主义理论解释力度又不够，那么究竟什么东西或是什么方法才能使我们对当代大型的、复杂的工业社会政治生活的解释具有可靠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