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特点(3)
2015-03-18 01:02
导读：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认识对象 科学的理论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规定着理论和形式的特点。在马克思主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特定认识对象
科学的理论是对认识对象的正确把握。认识对象的特殊性从根本上规定着理论和形式的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上，都有要解决的特定时代的特殊矛盾、特殊问题，即把握特定的认识对象，从而创造出带有标志性的理论成果，所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5](第113页)。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时代的高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提出要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就确定了今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把握的特殊认识对象。这“三大规律”是从社会实践活动不同层面上抽象出的党的活动和建设规律，社会主义这一特定社会形态的活动发展规律和相应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活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这“三大规律”贯通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渗透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多方面实践活动之中，把握“三大规律”，必然带动思想理论建设的全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
然而，社会规律总是具体的、历史的。认识某种社会规律的任务，只有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某种规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才能提出来，提出的认识任务也才能得到解决。现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并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已长达50余年，包括改革开放时期的20多年，我们已经具有了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世界上其他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并领导本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的长达70余年，已向人们提供了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人类跨过20世纪进入21世纪，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动力、人类与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都有新的醒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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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特定的具体环境，就是提出深化“三个规律”认识的时代规定性。提出这一认识任务，意在从三个规律及其内在联系上，主观与客观、个别与一般的辩证统一上，从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揭示这些规律及其整体在当今时代条件下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和发挥作用的特点，以便在实践上进一步把我们党的活动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在理论上，从现时代的具体环境和新的实践出发，概括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识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因此，深化对“三大规律”认识任务的提出，反映了我们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也反映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进程已经达到的历史高度，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观察当代中国已达到的认识高度。
世纪之交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发展又处在一个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辞世之后，在实践上，如何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在理论上，如何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继续向前发展?这是摆在我们党面前的重大历史课题，也是世界进步人类和世界舆论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适时地做出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历史决策。号召全党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优良学风，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向国人世人表明了我们党的原则立场。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在论及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时就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4](第13页)。这里概括的“一个根本”、“三个着眼于”，旨在强调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继承和创新。1998年，江泽民同志进一步讲到正确对待邓小平理论的态度，他指出：“邓小平理论，既要坚持它的基本观点，又要通过实践使它不断丰富和发展。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列宁对待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同志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6](第4页)。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从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论述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否则我们的事业就会因为没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而迷失方向，就会归于失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坚持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道理所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如果不顾历史条件和现实情况的变化，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的某些个别论断和具体行动纲领，我们就会因为思想脱离实际而不能顺利前进，甚至发生失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始终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道理所在”[7](第26-27页)。这里强调要深刻认识我们党在历史上胜利和挫折的根本原因，从而自觉坚持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江泽民同志还进一步从认识论的高度强调：“认识真理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改造世界也是不断前进的过程。我们要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为真理而奋斗”[7](第49页)。继“七一”重要讲话之后，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明确地将上述科学思想概括成“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即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必须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上坚定不移，不能含糊。这“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表明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就从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高度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8](第109页)。江泽民同志提出的“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针对新的实际，对毛泽东同志的上述那番话做出的新概括。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规律，提供了我们党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鲜经验，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新特点，即在自由化思潮和教条主义都存在的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坚定不移、两个不能含糊”的原则。这一原则贯穿在十四大到十六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