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伦理思想(3)
2015-03-19 01:54
导读：这说明道德义愤和谴责，不能 代替对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的科学分析。所以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
这说明道德义愤和谴责，不能 代替对资本主义从经济上的科学分析。所以恩格斯说：“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地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6](P424)马克思和恩格斯与资产阶级学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不是从道德上，而是通过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证共产主义社会时，也不是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把它简单地看成是人“占有自己的本身”这种人性的复归，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揭示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认为共产主义不再是抽象的人性要求，不再是“人——非人——人（即人的本质的形式——丧失——复归）”的逻辑结论，而是社会经济运动的必然物。
二
西方学者对人性问题的研究不仅由来已久，而且影响到经济理论研究的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时，也没有回避人性问题，他们有关人性的论述，构成了其经济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面。
1.人性的抽象性——“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性”
人性，作为人的共有本性的一种理论概括，应当说具有抽象性的特征，而且必然会反映到人的经济行为之中，但这是人性的非本质方面。马克思指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9](P669)因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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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虽然主张研究一般的人性，但他和恩格斯都反对那种脱离社会历史发展的所谓抽象的人和抽象的人性。马克思认为“下半截是唯物主义，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的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反对用神学来解释人，对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提出了大胆的挑战，认为人不是上帝而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本质是人自身。但是，费尔巴哈的这种唯物论思想是不彻底的，他没有把人放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去考察，而仍然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所以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理解和描绘的人的本质，只是“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8](P18)。因此这种人，既“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观里面的人，也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人，而是从上帝那里引申出来的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轮’的抽象的人”[10](P13)。他“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8](P278)。
2.人性的历史性——“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人性问题上与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一个重要的不同之点是，强调要考察具体的历史的人，凸现了人性的历史性。所以他们认为：“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9](P669)也就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须把这些人作为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考察。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这一步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正如梅林所说的：他们越过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越过抽象的人达到历史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不管人们的‘内在本性’，或者是人们对这种本性的‘意识’，即他们的‘理性’，向来都是历史的产物。”[11](P567)也就是说，社会历史发展决定人性，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关系去虚构所谓抽象的人性。这一思想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马克思就批评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斯密和李嘉图，指出他们“当做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应归入18世纪鲁滨逊故事的毫无想象力的虚构”[4](P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