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3)
2015-07-09 01:11
导读：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
赛义德的东方主义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政治权力批判倾向。他在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结构中看到宗主国政治、经济、文化、观念与边缘国政治文化的明显二元对立，在这种对立的权力话语模式中，边缘国往往是仅仅作为宗主国"强大神话"的一个虚弱陪衬，一种面对文化霸权的自我贬损。这种强权政治虚设或虚构出一种"东方神话"，以此显示其文化的无上优越感。这就是"东方主义"作为西方控制东方所设定出来的政治镜像。
东方主义的概念的宽泛性，使其对这一概念的解释充满误读。而误读者有以下几种：有持第一世界(西方)立场，制造"看"东方或使东方"被看"的话语的权力操作者；有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1］，他们强烈的民族情绪使其日益强化东西方文化冲突论，并以此作为东方形象和东方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理由；有既是第一世界文化圈中的白领或教授，却又具有第三世界的血缘的"夹缝人"或"香蕉人"(外黄里白)的人。他们在东西冲突中颇感尴尬，面对西方经常处于一种失语与无根状态，却在面对东方时又具有西方人的优越感。而赛义德所谓的消除误读的"正读"，是要超越那种非此即彼的僵硬二元对立的东西方文化冲突模式，强调那种东西方对垒的传统观念应该让位于新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第三条道路"。这种超越传统的所谓"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东风"的僵化对立模式的新路，正是赛义德要纠正东方主义权力话语的意图之所在。他并不是要人们走极端搞一个"西方主义" (东方人虚构或解魅化的"西方")，正如德里达解构"中心"的目的不是要使某"边缘"成为新的中心，而是要取消中心达到多元并生一样，赛义德要消除的是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并力求超越东西方对抗的基本立场，解构这种权力话语神话，从而使东方和西方成为对话、互渗、共生的新型关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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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中虚构了一个"东方"，使东方(Orient)与西方(Occident)具有了本体论上的差异，并使西方得以用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去看东方，从而"创造"了一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的民族本质，使自己终于能把握"异己者"。但这种"想象的地理和表述形式"，这种人为杜撰的"真实"，这种"东方主义者"在学术文化上研究产生的异域文化美妙色彩，使得帝国主义权力者就此对"东方"产生征服的利益心或据为己有的"野心"，使西方可以从远处居高临下地观察东方进而剥夺东方。赛义德认为，这种东方主义者的所谓纯学术研究、纯科学研究其实已经勾起了权力者的贪欲，这无异于成为了帝国主义帮凶，这种制造"帝国语境"强权征服的东方主义，已不再是纯学术而是成为强权政治的理论基础。因为正如拿破仑1798年入侵埃及起就在全世界拉开了西方对东方掠夺的帝国主义阶段一样，十九世纪初当几位德国的东方主义学者初次见到一尊奇妙的印度塑像时，他们对东方的欣赏情趣立即被占有欲所置换。因此，"东方主义"有可能在制造了西方攫取东方的好胃口的同时，又不惜通过编造神话的方式美化"东方"清白的受害者形象，制造出又一轮的"被看"方式。
"东方"褪去了古代迷人的光辉而进入"现代"后成为一位"灰姑娘"，她只能在欧洲人的想象中"说话"。欧洲人赋予东方以空虚、失落和灾难的色彩，并以此作为东方对西方挑战的回报。西方人因为东方人在辉煌的昔日胜他们一筹而感到悲哀，而"现代"的胜利使西方终于得到心理满足，尽管向现代转型的东方对西方来说仍然暗含着"再度辉煌"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冲突的东方主义理论迎合了世界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紧张的意识形态冲突。尤其是在东方各国日益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话语的夸张性无疑会使东西方处于新一轮对峙冷战状态。赛义德据此强调，一种文化总是趋于对另一种文化加以改头换面的虚饰，而不是真实地接纳这种文化，即总是为了接受者的利益而接受被篡改过的内容。东方主义者总是将改变东方的未来面目使其神秘化，这种做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工作，也是为其所信仰的那个东方。东方主义将东方打碎后按西方的趣味和利益重组一个容易被驾驭的"单位"，因此，这种东方主义研究是"偏执狂"的一种形式，是一种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它创造了一种永恒不变的东方精神乌托邦。"［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