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5)
2015-07-09 01:11
导读：在《东方主义》之后，1993年，赛义德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后殖民主义论域，在历史地审视与逻辑地分析西方文化中，集中
在《东方主义》之后，1993年，赛义德又出版了《文化与帝国主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后殖民主义论域，在历史地审视与逻辑地分析西方文化中，集中阐释文化控制与知识权力的关系，并在分析英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的侵略和统治中，直接涉及诸多政治问题，并将文化殖民主义批判的锋芒指向美国。赛义德认为，"文化"和"帝国主义"是一个当代文化政治批评出现频率很高的概念。"文化"，不仅指人类的一种精神实践，并且指一个社会中具有的优秀东西的历史积淀。而帝国主义在今天已不再是从事领土征服和武装霸权地进行殖民主义活动，而是注重在文化领域里攫取第三世界的宝贵资源并进行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殖民，甚至通过文化刊物、旅行考察和学术讲座的方式征服后殖民地人民。从而使东西方文化冲突成为一种文化互渗和对话的理解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赛义德并不赞同东方人误读或美化西方的"西方主义"对抗"东方主义"方式，也不赞同民族主义式的对抗西方文化霸权，而仍然倡导一种交流对话和多元共生文化话语权力观，这是他思想批判的个体经验方式，当然也反映了处在美国知识界的第三世界学者思想上的尴尬境遇。
（二） 文本研究与文化政治批评
对文本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解读是赛义德后殖民主义的"文化策略"。其实，这一策略早在1975年出版《起始：意图与方法》就开始了。这部书标明赛义德对总体文学批评的独到贡献。在赛义德看来，作家身上具有一种渴望揭示本源的意图，这一意图涵摄并折射出社会的文化政治宗教力量，是一种使作家与其自身世界的诸种力量难以逃逸的网络。其具体方法则是将关注点集中在作为写作的文本上，而非作为阅读的文本上。他选择了弗洛伊德的《释梦》作为阐释文本，因为弗洛伊德以词语表述梦幻的难题展示了作者意图与形成的文本之间难以契合的关系。而这种对本源的解构式研究使赛义德在七十年代就成为具有一定影响的文化理论家。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到了八十年代，赛义德出版了论文集《世界、文本、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全面阐释了后殖民主义的文本理论。在赛义德看来，文本的物质性和自足性是十分可疑的，文本的存在既是理论的又是实践的，总是处于一定的时空社会关系之中，受到法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制约。因此文本存在于世界中而具有世界性(worldliness)。文本作为物质存在参与了世界，反过来，各种历史和意识形态的氛围又会影响实际的文本。文本诞生以后就脱离作者而成为可以为世界利益而再生产的东西，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存在，它属于每一位读者。
对文化产品的"文本"而言，世界性有着相当关键的意义。文本是一种生产，其不仅生产出无数的文本阐释，而且生产出新的意义网络。文本的世界具有世界性、随机性、特殊性、历史偶然性，通过语言与背景这一意指形式合并于文本之中，构成文本传达和产生意义的能力的不可缺的部分。每一文本都有其"语境"，它规范着不同的解释者和他的解释活动。更进一步看，文本使话语具体化。赛义德运用福科话语理论，强调写人生本身就是把控制和受控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系统转换为纯粹的文字。表面上，文字只是写作的文字，好像看不到社会政治控制，其实，它与欲望和权力有着很深的联系。言语绝不仅是把冲突和统治体系语词化，而且是人与人之间斗争冲突的对象。文本中心主义、文本排他主义的观点都忽略了种族中心主义和人对权力的欲望，而这正是文本与世界联系的根本内容。
在阐释了文本与世界的复杂关系以后，赛义德着重讨论文本与批评的关系。他强调的是以批评家的文章为中心"位置"(place)，并进而分析文本的介入时间和意识，文本的内在矛盾，文本的不可更改性，文本的偶然性，文本的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批评是社会话语的一种显现的存在，是一个正在表述着的现在。批评同样是一个文本事件，它更接近一个必定未完成的、无限趋于判断和评价的过程。批评家不仅创造判断和理解艺术的价值标准，而且他们在写作中还体现现在的那些过程和实际情况，因为正是依靠它们，艺术和写作才具有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批评和批评家是世界性的，也是需要世界性的。在这种世界性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批评家更富有社会创造性，更能发现和揭示本来隐匿在虔诚、疏忽的常规之下的事物，同样，也更能提供一个使文本在社会政治王国中不同于其它的策略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