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话语与文化政治诗学(7)
2015-07-09 01:11
导读：这种阐述"臣属"处境而又不使自己完全进入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批评理论体系中去的"文化焦虑"，使斯皮瓦克意识到学术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作用。
这种阐述"臣属"处境而又不使自己完全进入带有霸权主义性质的西方批评理论体系中去的"文化焦虑"，使斯皮瓦克意识到学术权威对意识形态的调整作用。因为学术界权威话语和大学教学就是对西方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和历史视角进行全新的"构造"。也许，摆脱尴尬处境的最好办法，就是勇毅地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在理论上建立其作为研究主体的地位，同时并非简单地创造出反历史反霸权的激进话语，而是就整个西方话语和政治体制进行意义深远的论战和观念的全新调整，以此方式修正"臣属"的历史记忆。换言之，既要揭开帝国主义的认知裂缝，又不染上失根的怀乡病，则必须具有一种健康的心态面对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档案，尤其是女性的被压抑的档案。只有这样，才能使对殖民霸权主义的批判引起第一世界读者的关注，并由文化领域扩展到读解政治领域，并使"东方"或"西方"的问题，成为"人类"必得关注的"共同问题"。
在抹去"臣属"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新书写自己的文化身份呢?在斯皮瓦克看来，首先要以解构主义的去中心方法，解析宗主国文化对殖民地文化所造成的内在伤害，揭露帝国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种种伪装现象，并将文化研究与经济、法律、政治研究打通，从而恢复历史记忆的真实性。其次，从历史叙事入手，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揭示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历史的歪曲和虚构，建立与之相悖的反叙述，使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种使宗主国与臣属国两个对立物发生颠倒错位的当下语境，使得真正的文化批评成为可能。再次，强调后殖民批评的人文话语。斯皮瓦克强调，人文话语领域是所有后殖民理论家所关注的重要问题，而文学则是其最具有范型意义的"文本"。.因为其他种类的话语总是趋于求得有关某一处境的终极真理，而文学尽管属于这类话语，但却呈现出有关人类境遇的真理正在于其无法发现这一状况。一般人文话语都包含某种答案的寻绎，而在文学话语中，贯穿始终并得到充分呈现的"问题本身"就是答案。文学文本中的话语是普遍的文本性构架的组成部分，它提出的结论是，使一种统一或同质的意识产生或接受一种统一的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学的人文话语是后殖民主义中最具有解构力量的话语，它总是将最内在的矛盾以最为怵目惊心的方式揭示出来。最后，强调后殖民批评中的"第三世界妇女"的"发言"。而这在斯皮瓦克看来，是自己工作的主要方面，也是其最为得心应手的学术领域。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二） 第三世界妇女与文化批评
如果说，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的"被看"中发生了历史变形的话，那么，第三世界妇女则在这"变形"中沉入了历史地表。随着女权运动的高涨，第三世界妇女开始进入西方的"视界"之中，无论是朱莉亚·克里斯蒂娃对中国妇女"默默无言注视"自己的描写，还是桑德拉塔尔帕德·莫汉蒂《在西方的注视下：女性主义的学术研究和殖民话语》中对第三世界妇女在男权主义主观臆断中变形的描写，都既注意到在东方妇女注视下的西方妇女自我"身份问题"(克里斯蒂娃)，又注意到在西方注视下的东方妇女被看成抹平了文化历史和政治经济特殊语境的"一个同质的群体"时的"身份问题"(莫汉蒂)。
这种身份认同的危机，事实上更尖锐地体现在第三世界妇女群体身上。斯皮瓦克对女权主义批评家们不自觉地复制出帝国主义式的主观臆断抱有不满，她主张分析有关重新构建第三世界的叙述，因为历史上和文学中的"第三世界妇女"已经打下了父权化、殖民化过程的标记，变成为经西方女权主义者重组以后的自恋型和虚构型的"他者"(Other)。斯皮瓦克坚持必须产生一种异质文化复原的方式，即承认第三世界妇女作为一种具有性别的主体，是具有个体"个性"和"多样性"的主体。
相对于第三世界男性而言，妇女更是遭受殖民文化的压抑。妇女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为工具性客体，她丧失了自己的声音和言说的权力，仅仅缩减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成为父权主义和帝国主义强大的反证。斯皮瓦克认为，只有文学批评家才可能通过文学的独特的个性表达方式去发现那被压抑着的"沉默"，寻绎到那"能指"背后的历史意义的"所指"，从而有可能阐释一种新的历史认知体系，确立女性主体的历史座标，使消隐在历史地平线之下的妇女上升到历史地平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