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6)
2015-11-15 01:00
导读：他们的这些文章可以归类为软性容易阅读的散文，是消闲的读物，但其作用却在传递严肃的信息或“科学的事实”。相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这种
他们的这些文章可以归类为软性容易阅读的散文，是消闲的读物，但其作用却在传递严肃的信息或“科学的事实”。相对于那些枯燥乏味的学术文章，这种轻松的散文风格隐然鼓励读者毋须深入思考，因为文章在处理课题时并不严肃，却强调阅读的娱乐性。藉着把小说和“事实”合二为一，用大受欢迎的武侠小说的措辞进行书写，作者成功地给读者塑造一个经济学的小说世界，企图说服读者接受自由放任经济的好处。
另一种常用的措辞策略是构造权威。他们用武侠小说中对武林高手的描绘和辈份的编排等方式，尝试建构他们心目中的经济学界的权威。例如，当指出某鼓吹“自由市场”的理论是由某经济学家提出时，他们就称该经济学家为“世外高人”或“武林高手”。此外，他们又对那些他们认同的经济学家进行所谓的论资排辈。例如，巴罗(Robert Barro)就被尊为“顶尖的经济学家”，“位列第五”，理由是他的作品被引用的频率特别多；沙琴德(Thomas Sargent)和华莱斯(Neil Wallace)被他们称为理性预期学派的“巨星级的经济学家”，沙琴德更被封为“天下第八”；而科斯的文章则“石破天惊，足以雄视百代”。不用说，所有这些“顶尖的经济学家”都被介绍成是鼓吹“自由市场”和赞成“私有财产”的理论家。
甚至是不甚出名的经济学家也被引介为重要的权威，只要他们是来自著名的学校或学术机构。例如，雷氏就曾经这样介绍来自罗切斯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客座教授古里(Tom Cooley)：“……但结论自古里这类高手口中道出，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可信性亦较高。”张五常更指出，他的一位已故的老师Warren Scoville的任何“历史结论都不应该怀疑”。
他们为自己建立权威发言位置也同样驾轻就熟。雷氏这样评价自己：“我多年前在《政治经济学报》(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有篇文章，证明了在某些条件下，贪污会增加行政的速度……(据一位在芝大经济系拿博士的朋友告诉我，这篇文章曾列入他们的教程中，我半信半疑之际，亦觉受宠若惊。)”同样，张氏也援引其在国际上的名人朋友来为自己的文章增加重要性。他写道：“1963年3月，科斯对我寄以厚望，说我将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诺斯认为，能将经济学理论全面革新的，就只有张五常一人”。读完这些文字之后，读者或许会受到影响，在没有看正文之前便会对文章的结论作出正面的判断。
中国大学排名 经济学的学科规训和香港的地缘政治脉络
学科的实践和结构越来越被认为是知识生产的一个重要面向。正如福柯(Michel Foucault)指出，学科知识是论述生产中的一种规训系统，学科知识是被认可的，基本上只接受学科内的社群的自我规训，透过各种规训制度和践行，包括专业/学术协会、学刊、研讨会和学术会议、学术基金和日常化的教学步骤(考试、评分和书写)，学科被建构成一种封闭和自我支撑的权力网络。
在这种学科规训制度下受训的学生，很难对经济学科的常识有批判的意识。为经济学科建制所包围的他们，在潜移默化下会变得像“经济学家”一样所思所为。(Frank et al.的研究指出，学习经济学会使人变得自私)经济学的学生和其他学科的学生一样，很少会质疑他们所修读学科的理论假设。正如Strassmann指出，“像问题练习这类不鼓励质疑其理论基础的教学方法，正是用来训练经济学者的。总是看似非常中立，它们教导学生学习和接受一种特定的解释方法……引导学生去了解经济学家所达成的共识，看作为有价值和不可挑战的主旨内容。”事实上，经济学学生很快明白到质疑文章的前提是不足取的。他们被教导无须为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进行任何辩解，只须用它们来从事研究工作就可以了。经济学科的“看门人”，就是经济学的措辞、分析模式、概念和分析技巧，还包括它给自己设定的讨论议题和问题，并由此而产生的练习和考试。为了在权威的
期刊上发表文章，经济学者唯有紧紧跟随该学科的各种规范，这些通过内部评审过程来保证的规范，同时是制造经济学者学术权威的一种层压权力关系和利益交换的社会过程(根据一项研究，许多被拒的经济学文章并非基于“纯学术水准问题”，而是基于社会和政治考虑)。当然，修读经济学的学生当中，未尝没有寻找经济的真实图象的动机，但是由于他们所受的训练都是枯燥无味的
数学模式和形式化理论，故此当有些经济学家尝试通过使用非学术的措辞来使他们的文章挂上一副生动的面孔时，这些学生可能会受其吸引。张氏和雷氏的文章之所以流行，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用卡拉马(Arjo Klamer)的话来说，这些经济学的民粹主义者透过诉诸运用常识，减轻了对经济学一无所知者的不安。以散文来介绍和翻译经济学，给读者以欢娱的阅读经验，再加上那种刻意经营的学术权威论述，恐怕是西方自由经济神话在香港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