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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经济意识形态的传播(7)

2015-11-15 01:00
导读:一种最经常为他们引用的常识,是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完全漠视在现实的资本


一种最经常为他们引用的常识,是把经济活动简化为“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与“计划经济”/“国有经济”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完全漠视在现实的资本主义“西方”之中,处处存在着计划经济的成分(包括跨国企业的计划和政府的计划),同时也包含了名种各类的集体所有制(如上市公司和合作社等);而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也混合了不少的市场交换和私有产权的元素。更严重的是,在这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他们往往挪用了冷战以来英美殖民主义筑建起来的常识:“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好,代替了严肃的历史分析。

雷鼎鸣写道:“世界历史早已证明,搞计划经济是死路一条。”但研究世界历史的布罗代尔、华勒斯坦等学者都指出,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充满了计划——由大企业与政府合谋为获得和保持垄断地位的计划。张五常也曾教育他的儿女,在计划经济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富有,只会“饥寒交迫”。然而正是这种诉诸常识的教育,为下一代重复再生产未经严格论证的习见。计划经济下的人民真的只有“饥寒交迫”吗?让我也引用一下诺贝尔经济学得奖者的权威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所做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便指出中国这“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比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的印度更能保障大部分人民的基本温饱,而印度最为“计划经济”的喀拉拉邦(Kerala)的民众的生活水平指标(包括识字率、婴儿死亡率、平均寿命等),也比绝大部分非“计划经济”的其他州邦要好。

事实上,雷氏和张氏的许多支持“自由市场”和“私有产权”的结论,都缺乏系统的历史研究支持,特别是关于“计划经济”或社会主义经验的历史研究。相反,他们经常只是以各种(借用武侠小说的)比喻和隐喻等措辞技艺,或诉诸权威和常识,以说服读者接受他们的结论。例如在“证明”“自由市场”比“计划经济”优越时,雷氏这样写道: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究竟自由市场的生命力强大还是中央计划的强大?可以设想,假使要摧毁一个由多个分散的、相对独立的公司所组成的市场经济,可以怎样做?我们会发现每一间公司都不见得怎样强大,不难破坏,但就算把它毁灭后,其他公司仍然生存,另一间新公司很快又会出现,抢夺已消失公司所留下的市场空间。自由市场看似全身都有破绽,但这些破绽都不是致命的,所以都不算是破绽。中央计划经济又怎样?中央政府能调动各方面的资源,集中力量追求某特定的目标,表面上看来可以无坚不摧,这便是一些人口中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但计划经济是不是无懈可击?金庸在《笑傲江湖》中谈论独孤九剑时说,凡有招式便必定有破绽,问题是怎样找到这破绽。中央计划的确有破绽,而且是特别脆弱,一击即死的罩门。在这种体制下,全国的企业都要听命于中央,失去自我思考及独立生存的能力,一旦中央的计划中出错,便全国瘫痪。

这种论证,完全没有对现实的市场和中央计划的历史作出具体的研究分析。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公司的衰败和建立难道与政府的政策(或计划)无关?在具体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全国的企业”真的都完全听命于中央?不正视和讨论这些现实的问题,上引段落所依赖的,只是一种诉诸常识和不鼓励读者严肃思考的措辞技巧,以及缺乏世界历史知识和批评思维的读者的阅读习惯。

这些措辞技巧和阅读习惯之所以能够制造及维持关于“自由市场”的常识,与香港的特殊地缘政治脉络有关。

由于地处“资本主义”(西方)和“社会主义”(中国)之间,香港这种特殊的地缘政治处境很容易传播对共产主义(中国)的负面看法。因此这对于作为共产主义的对立面——西方自由经济神话的移植,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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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香港人长期习惯了冷战的思维模式,中国和共产主义被描述成世界上的邪恶势力,西方和资本主义则是人间乐土。这种观点又因为香港邻近“贫穷”的中国(经济方面)而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中国的“贫穷”,相对于香港生活水平不断上升的这种简单的“事实”,被经济学家作为措辞上的“证据”,用来建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负面形象,并且得到许多由中国移居到香港的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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