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3)
2015-11-26 01:09
导读：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
如果我们不是单方面地强调全球化的趋同或多元倾向，而是从它所形成的人类社会生活交往关系新空间结构去认识它，那就不妨将它看成是一种不断突破人类活动传统疆域的过程，"全球化并不一定指同质化或融合。全球化只是指更多的联系和破除疆域。"〔注19〕。对于现代社会来说，这种疆域首先便是民族国家的疆域。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后"现代理论排斥现代性在中国的相关性，最直接的后果之一就是取消对中国特定国家特征的讨论。国家和国家权力本身就是某个疆域范围中的现代性，它同时制约着这个国家社会其它领域中的现代性特殊表现。值得指出的是，全球化涉及的不仅是增加联系和破除疆域，而且还是实质上由国家意志所主导的，在不同领域中以不同目的、不同方式增加（或不增加）联系，破除（或不破除）疆域。这是世界范围内全球化兼有趋同性和多元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当看到，现代性和全球化一样，它同时是一种事实，也是一种意识。而且，现代化和全球化一样，它也同时包含着统一和多元的趋势。在西方，对于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强调的最多的是后现代论者。这是因为他们要强调全球性与后现代性的联系。他们往往拿现代性的一元性与后现代的多元性作对比，认定只有后现代才与全球化有交结点，如多元性、差异性、大众和局部话语的丰富性、反普遍化的宏大话语和一元意识形态，等等。但事实上，现代化本身就并非一个同质的整体，正如古德法勃（J. C. Goldfarb）指出的那样，谈现代化就应当"分辨现代的恐怖（极权主义），现代的挑战（首先是相对主义），现代的成就（如自由主义）和现代的梦想（尤其是民主）。"〔注20〕。一个国家社会各个领域中的不同现代性表现会形成与全球化各相关部分的不同关系。中国的情况尤其明显。同时看到现代性的同一趋向和多元特征，将全球化与现代性相联系，并特别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这些可以说是罗伯逊（R. Robertson）和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特点。这两个人都是当今公认的全球化理论的主要阐述者。他们的区别在于，罗伯逊认为全球化先于现代化发生，但由于现代化而得以加速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发展。对于全球化，罗伯逊强调的是现代性的促动作用，吉登斯强调的则是其产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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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促动和产生:两种全球化-现代性解释
罗伯逊区分了五个不同时期的全球化阶段，现代化直到第三和第四个时期才对全球化起到了加速促动的作用。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主要指欧洲范围内的1400年到1750年。在这个时期中，基督教的一统局面开始瓦解，出现了民族国家形式，也同时出现了"人类"和"个人"这两个在不同层次上有别于传统群体成员的观念。在这个时期还有了全球地图和日心说宇宙观，同时也出现了进行全球掠夺的殖民主义。第二个阶段是"初显期"，主要是指欧洲范围内的1750年到1875年。在这个时期中，民族国家成为国际世界普遍的群体单元，各国之间有了正式的外交。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公民观念和公民身份标志（护照），有了国际博览会，国际法协议，国际主义和世界大同思想等等。第三个时期是发展阶段，指的是世界范围内的1875年到1925年。在这个阶段中，四维全球参照点（民族国家、国际社会、个体（男性）和人类）得以建立，国际联系（如体育和文化）得到加强，全世界开始通用公历，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出现了大规模国际移民（以及限制移民），越来越多的非欧洲国家加入了民族国家的国际俱乐部。第四个阶段是"争霸时期"，时间跨度是从1925年到1969年。这个时期有了"国联"和"联合国"，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人们开始以侵害"人类"的罪名起诉战争罪犯。这一时期笼罩在足以毁灭全球的核战阴影之下，还出现了三个世界的划分。第五个时期是"不确定阶段"，是从1969年到1992年。在这个时期中，人类进行了宇宙探索，增强了普遍人权和公民权意识，出现了以性别、种族身份缔结的世界群体，也出现了更为复杂不稳的国际关系。全球环境保护意识高涨，空间技术的全球性大众媒体突破了传统的民族文化疆域。罗伯逊称最后这一个阶段为不确定时期，这是因为除了在环保等有限问题上，人类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仍多有分歧，全球化尚无任何明确走向。〔注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