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8)
2015-11-26 01:09
导读：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
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思考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说。当时人们对中国封闭落后、丧失"球籍"的忧虑，对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争论，还有对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仿效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张取代了仿效西方现代化的主张。世界单一经济说成了中国学界的主调。东西传统之不同，中西价值之对立，一时成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关注点。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边缘、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现代性控制和反控制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并时不时地将之与"全球化"等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冲突、对抗和"后"现代。这和前面所介绍的罗伯逊或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同样，自九十年代起，国际关系和大众文化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议题。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在当前世界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定位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应当如何打破美国的一元霸权阴谋，保持主权独立和国家尊严。象《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的中国》这样的畅销著作，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时事策论代表。伯顿所说的那种经济、文化关系尚可通融，政治价值却难以沟通的情况，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政策和不少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科索沃战事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在主权和人权关系争论中，几乎一边倒向主权至上的主张，可以说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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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至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共生。文化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主要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出现于较早的"人文精神"讨论之中，它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所持的是精英文化立场。第二种是以揭露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宗旨的后殖民主义立场。第三种则是以弘扬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公民社会意义为主题的后现代民粹主义立场。后两种立场汇合，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批评对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如
电影在国外得奖）或西方文化产品（从好莱坞到西方时尚）进入中国国门，表现得忧心忡忡。在它看来，前者是臣服于西方的"注视"，而后者则是西方资本和意识形态利益的特洛依木马。后现代民粹主义文化批评则盛赞市场经济解构专制政治控制的作用。它将消费者身份等同为公民身份，将大众文化等同为广大民意的自由表达，甚至中国式的公民社会领域，从而取消现代政治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全球化一词虽然频频出现在中国后殖民和后现代话语之中，但在这类"后"话语中，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任何对全球化理论的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或者批判。中国的"后"理论往往将全球化简单粗糙地认作西方化，西方中心论，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扩张，普遍论现代性，等等。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对全球化的思考正在逐渐走出九十年代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化、极端化的激进反弹状态。例如，不久前有论者指出，全球化新秩序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中国如何在这一新秩序中避免一味的消极对抗，以找到自己建设性的位置："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国际事务，不应当是一个专门说'不'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个弃权的角色，而应当参与其中，作为建设性的角色，为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中国应当真诚地履行'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注36〕这样理解全球化，显然触及到了全球化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即普遍公共价值和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文化问题。一方面，这些价值概念虽然跨越国界而在全球流行，但只是一些符号，它们的实质内容必须在民族国家疆域中得到界定，并经由具体国家体制得到实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境内政治生活能得到国际的赞许，令别国人民羡慕并仿效，中国自然而然也就会成为世界性政治文化的积极推动者。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中国谈全球化才能有实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