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探源——对中国社会性质(3)
2016-01-26 01:02
导读: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
中国社会史论战之后的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继续将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扩展到农村社会,但这巳不是简单地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上的论争,而是在更为精确的社会学基础上展开论证,其中以各种统计数据作为实证分析可以说明这一点。
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是因王宜昌于1935年1月26日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农村经济统计应有的方向转换》一文引起的,赞同王氏观点的文章常发表于邓飞黄主编的《中国经济》杂志上,故被称为"中国经济派"。此派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村的中心问题不是土地问题,而是资本问题,中国农村社会巳不是封建性的社会,而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一批社会经济学家,如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人。他们因以1934年创办的《中国农村》月刊为论战阵地,故被称为"中国农村派"。该派虽然宣称"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的讨论,目的不在学院式的争辩,而在根据具体的事实跟经验,决定目前中国农业改遣运动或农民运动的任务与性质"(注:陶直夫(即钱俊瑞):《中国农村社会性质与农业改造问题》,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编:《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新知书店,1936年第3版,第3页。)。这种为"现实真理而战"并不影响他们在"论战"中的学术成就,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农村社会的调查结果经过统计数据而实证的结论,都是经由严格学术规范写成的专业性极强的论著而体现出来的。可以说,"中国农村派"是在学术层面上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了,由此在客观上为中共所领导的农村土地革命提供了学理依据。
由上观之,"论战"的参与者有的是以不同政见的理论家姿态出现,有的是以政治宣传家的姿态出现,而更多的则是以学者的身分参与论争,这批学者大都经过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方面,都有相当的造诣。因此"论战"不完全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大部分只是革命的宣传家,而缺少真正的学者。"(注: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第91页。)不可否认,"论战"存在"宣传"的意味,这是当时政治现实所要求的。但同时"论战"之所以能够在诸学科上展开,则在于它有相应的深厚学术底蕴作基础,而这点恰恰是它对新民主主义理论建构有所贡献的地方。也就是说,"论战"的政治诉求,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思想的"合理内核",而"论战"在学术上产生的有益成果,则在学理上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一个"知识库"。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历史及社会性质、社会形态的分析与年代划分、帝国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状况与作用、农村社会的土地问题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从这一"知识库"中得到必要的学理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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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战"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定位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经过思想界的论战,使得持不同政见的党派及其代表不能无视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而经过一批学者的深入讨论,使得它在一些重要的概念上得到科学界定,主要体现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念作包括政治学的、经济学的、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等学科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论证。
"论战"中使用的概念可谓繁多,其中最重要者是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析与界定。"论战"中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倾向于这一立场的学者,大体赞同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性质属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当时主编大型理论刊物《理论与现实》而主张"学术中国化"的学者沈志远就说:"现在你随便拉住一个稍稍留心中国经济问题的人,问他中国经济性质如何,他就毫不犹豫地答复你:中国经济是半殖民地性半封建性经济。"(注:《新中华》第3卷第13期,转引自《何干之文集》第1卷,第187页。)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半殖民地半封建"这一概括中国社会性质的概念,经由一批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学者的深入研究,基本已成为一个阐释中国社会诸问题的科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