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1)(2)
2016-02-13 01:14
导读：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上所做出的无可非议的贡献，不应该与他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他者”场域以及走出其系统之外时的盲目相混淆。按照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运作的分析上所做出的无可非议的贡献，不应该与他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他者”场域以及走出其系统之外时的盲目相混淆。按照杜塞尔的说法，马克思只从整体性(“同类”和作为工人阶级的“他者”)的角度来思考，而不太注意相异性，即这一系统的外在性[2]。
否认文化差异，强调一个有全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是典型的后殖民批判。我们在这里根本不要强调一个有本质性的文化概念而只是要指出马克思主义对文化认同的一个基本的弱点。上面的话直接涉及瞿秋白思想的认识论的基本。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本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瞿秋白的思想在历史文化空间上有所不同。马克思并不了解非西方社会，他的思想更多地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所以他对“他者”的历史、文化、语言和符号系统并不刻意关注。相反，尽管瞿秋白也有一个全体性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即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米格诺罗 (Mignolo) 所说的 “体系之外” (exteriority of the system)，但是他还是位于一个“他者”的历史文化空间中。瞿秋白的文化历史和语言的立场使他非常明显地注意到这些可见的差异，比如语言的差异，文字系统的差异，以及中国当时语言文字很不稳定的形势和欧洲国家已经官方化并同质化的国语的差异。
对瞿秋白来说，他所看到的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差异，比如文艺的不同形式，都是时期不同的差异，而从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时期不同的差异只是经济社会状态不同的差异，或者说生产方式的差异。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空间之间的文化差异都可以按历史时期来划分。引用费边 (Fabian) 的话，我们可以说瞿秋白像中国20世纪30年代大部分的“五四”知识分子一样，否认中国和欧洲的同时间性 (denial of coevalness)，这样一种“同在否定”使得空间性被时间性所吸收[3]。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编辑发布） 瞿秋白对文艺与语言文字的看法，很大程度上受到这种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影响。他是通过他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演变与中国文化语言上的变化的。他的历史唯物论让他想象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时间的过程，想象中国社会正在趋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就是他所说的“现代社会”或“新社会”。
其实，一个线性的历史的表象被瞿秋白的中国位置复杂化甚至于否定。社会与文化的变化，“新”的呈现不仅被看做一个时间的过程，也被想象作为一个空间的、地理的移动。就是说资本、机器、人、文艺形式、概念、意识形态、话语、文本等等从欧洲移动到中国。在瞿秋白的写作中，我们发现他自己也意识到我们今天带有殖民性的历史。在他20世纪30年代初所写的讨论“五四”文艺殖民性的文章中，有一篇的题目是“欧化文艺”[4]491-497。这个题目和文章的内容讨论和批判欧洲对于“五四”文艺形式和“五四”文学的语言的影响。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瞿秋白的文本、理论话语的词汇、认识论以及他对欧化的不断思考，证明当时西方在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存在。
尽管“五四”文艺和“五四”的新白话文被瞿秋白看做是欧化的，我们不能把他的意见简单等同于文化民族主义的批判。按他的看法，欧化等于现代化，这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问题在于文艺形式和语言文字的真正的欧化过程仅限于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界，因此导致了文艺界与他所说的中国群众之间的差别[4]462-463。他觉得新的“五四”文艺和语言没有大众性和民族性。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将他和葛兰西进行比较。意大利的知识分子在同一个时代也提出了这个问题，说意大利的文学根本不是大众的，也不是民族的[5，6]。用乔斯丹尼士 (Jusdanis) 的话，我们可以说，中国当时处于一种“迟到的现代性” (belated modernity)[7]。“迟到的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民族国家在文化语言方面的创造者即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通过代表现代性的西方社会与文化来建构一个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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