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1)(3)
2016-02-13 01:14
导读：二、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 这种时间性的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对瞿秋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他从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解释与批判中国
二、语言的多样性与混杂性
这种时间性的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对瞿秋白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同时，他从历史唯物论的认识论来解释与批判中国当时的语言学情况。在他的文章中，他好像站在当时中国范围内一切写作作品 (他在报纸、文学作品、官方文件等中寻找例子)与口头语言之上来考察一个很复杂、很混乱的语言学情况。法国语言学家勒赛克勒 (Lecercle) 讨论
英语的时候，为了避免“语言”有同构型和抽象性含义的语言学概念，而使用“语言学团体” (formation linguistique)这个概念来表述“英语”的多元性和混杂性[8]。
我们可以说瞿秋白描写一个在中国的“语言学团体”。他批判一个他看来在语言上很不稳定与非常混杂的情况。首先在口头上，没有一个共同的语言，或者说一个全国的“普通话”或“国语”，但是他说有一个讲“文化生活”的“中国普通话”(官话和20世纪初期被知识分子创造的国语)，同时也有各个地方的“区域的普通话”(方言和土话)[9]276-278。在文字方面，他认为中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存在各种不同的文字。对瞿秋白来说，文字问题根本不仅限于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区别。他经常说中国当时有4种不同的文字，即语言的书面形式。这4种不同的文字，他有时候称为“文腔”[9]251-256，有的时候称为“中国文”：
直到现在还保存着各种不同的中国文：是纯粹的古代式的汉文文言；是用文言适合现代生活的时文文言；是夹杂着文言的明清时代的旧式白话；是夹杂着文言的新式白化……[9]213
这个混杂的语言学情况有各个不同的成分：典型的文言文、新的文言文、旧白话文、“五四”的新白话文、外国文的词汇与文法的影响。瞿秋白既从社会、从文学与文化历史角度来分析这些文字形式，也用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语境来解释和描写这些文腔。他在同一篇文章里引用了报纸上同一天的不同文章来证明这些“中国文”存在于中国的当代时刻[9]279。对他来说，这些文字形式代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是当时文本里所存在的过去的痕迹。他的另一篇文章有一个呈现这些不同言语的很能反映他的视野的题目：“中国文学的古物陈列馆”[9]251-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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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批判针对一个有历时性的混杂情况而不是一个同时性、空间、文化的混杂。比如他用时间形容词来定义这些文字，同时他说这4种“中国文”在于“一种古代和现代两种不同的文字混杂到不堪”。谈到“五四”文学的语言时，瞿秋白称其为一个“不今不古”的杂种的书面上的文字。他批判文言文与口头上的白话文的词汇与文法的混杂，并和拉丁语与欧洲国家当代的国语的混杂相比较[9]15。
历史唯物论以及使瞿秋白重视口头语言而轻视书面语的语音中心主义构建了他的批判话语。他的语音中心主义让他把文字作为一个直接和纯洁的口头语言的代表。这个被德里达 (Derrida) 批评的观点以为，可以存在一个口头语与文字之间非常纯的关系，一个从口语到文字不产生任何差异的过程[10，11]。我觉得瞿秋白对口语与文字之间的关系和他的唯物论哲学有密切关系。口语直接反映现实，文字直接反映口语。而且对瞿秋白来说，书面上的言语和口头上的言语之间的不一致产生一个历史的差距。文字好像是完全固定的，相反，口头的言语有历史性，它们伴随着社会的演变，总是打上了当代的烙印。因此，对他来说书面上的言语不可能准确地反映现实。
问题不在于外国文的影响。由于过去的词汇、文法、文字制度还存在于当代的文本，所以中国的言语处于一个混杂的状态。
瞿秋白觉得中国20世纪30年代语言学方面的情况非常不正常，但是他以为这只是一个“过渡时期”。他等待历史的发展会消除语言学方面过去的痕迹和这个混杂的状态，他等待历史会产生一个有同质、共时性的、单独的“中国文”。
三、翻译吧，但是用哪种语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