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现代性”：瞿秋白思想探索(1)(4)
2016-02-13 01:14
导读：瞿秋白对林纾和严复在19世纪末所翻译的文学、哲学、 政治经济学 等作品的评论，让我们了解到他赋予了翻译一定的政治功能，并且为了形成一个中国的
瞿秋白对林纾和严复在19世纪末所翻译的文学、哲学、
政治经济学等作品的评论，让我们了解到他赋予了翻译一定的政治功能，并且为了形成一个中国的本土语言，他把外国语言和词汇作为很重要的工具。
在给鲁迅写的一封信中，他讲述什么是一个正确的翻译，他同时批判严复和赵景深的一些典型的观点(严复的“信、达、雅”，赵景深的“宁错而务顺”)[4]504-530。其实，我们可以发现，瞿秋白对这些翻译家的著作的研究，超越了典型的翻译理论问题。在评论严复所翻译的斯密《国富论》的一段节选的时候，瞿秋白解构了翻译中“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最传统的关系(注：为了避免这两个概念，刘禾提出了“住房语言”与“客房语言”的概念。Lydia H.Liu，玊ranslingual Practice：Literature，National Culture，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6.)。为了批评严复的翻译，他在文章中写了斯密的文本的3种不同的翻译。它们代表当时所存在的不同的“中国文”。瞿秋白在同一个文本里展出这些不同的翻译显示出当时“中国文”这个概念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酒井直树 (Naoki Sakai)有关日本的历史情况的描述，出色地论证了在建设和形成一个国语概念的想象过程中，一个文本及其翻译的共同表现起到的重大作用。他通过这个研究透露国语这个概念的历史性、混杂性和相对性。他指出日本的国语被创造与体制化之前存在各个不同的文体和书面上的形式，论证民族国家语言内部多元性的消失是一个历史性的建构[12]。
瞿秋白从历史的角度来确认一个同质的、标准的、全国的口头语言的不在场。书面上的多元性、口头上的多种语言和言文分歧的一切问题都跟中国当时的特殊历史时期有关。对作者来说，中国在语言学方面只在于一个临时的“过渡时期”的状态，历史会自然产生一个全国的普通话。瞿秋白对语言的混杂性的批判受他的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经济交流的扩展会逐渐地形成一个全国的中国普通话，一个大众的、无产阶级的、现代的语言： 共2页: 1 [2] 下一页 论文出处(作者):Ｆｌｏｒｅｎｔ Ｖｉ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土地制度创新
“双和模式”推动中国软实力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