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2)
2016-02-17 01:15
导读：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
但是史料不过是一个工具；包括所谓以三大革命为纲，都是低一层次的问题。因为三大革命为纲，它的一个前提是，中国要现代化，中国要富强，必须扫除障碍，这个障碍只能通过革命来扫除。以现代化为纲，它的观察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中世纪社会怎样向现代社会转型，那是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实现现代化的方法。革命，改革，建设，开放……如此等等，都是方法问题。
必须弥补自己的不足之处，不能光关心史料，还要读有关的理论书，思考理论问题。假如没有必要的基本理论知识，包括现代经济学、
法学、
政治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使你研究一个小问题，常常会误入陷阱。所以我喜欢给那些好书做义务广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新版和重版的一些著作，比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印度学者阿马蒂亚·森的一本书，叫《以自由看待发展》，那是以他在世界银行所作报告为基础，整理成书又力求非经济学专业的读者能够理解。经济学的很多专业术语，不是专业研究现代经济学的，看都看不懂。那本书则既有深度，又容易读懂。它的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扩展人类自由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它的主要手段”[2]。阿马蒂亚·森被誉为经济学界的良知，他关心第三世界的受苦受难的人、弱势群体，对他们面临的问题作了大量的分析，那本书是很值得读一读的。此外，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另外两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著作。一部是诺思的《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另一部是诺斯和科斯等人的《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最近都重版了。这些著作从产权制度和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去分析历史的发展，对历史研究者说来不能不认真思考。其实它跟历史唯物主义的那些基本观点是相通的。但是过去我们不敢讲，也不作研究；要是思想解放的话，这些东西最先应该是号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那些国家里面的学者做出来的。结果我们做不出来，让那些西方的学者做出来了。他们的这些成果，尤其是得到世界学术界一致肯定的成果，我们应该研究，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书上的观点，肯定会补我们理论素养之不足。这是我所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研究近代中国必须首先要确立一个指导思想，就是理论框架。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二）中国的自由观念是怎么传播的？
自由思想在中国传播，是由谁开启的？以往通常说，严复是中国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但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自由观念已经传进中国，而严复1854年才出生，相差整整二十年。
1833年，西方传教士在广州办了中国第一份中文刊物：《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上面介绍了英国的制度，1835年，它发表这么一段有启蒙意义的“新闻”：“英吉利国之公会，甚推自主之理……倘国要旺相，必有自主之理。不然，民人无力，百工废，而士农商工，未知尽力竭力矣。”[3]这里说的“ 国之公会”是国会最早的译名，而“自主”就是自由的意思。1838年，该刊又发表《自主之理》的文章，进一步阐明有关的道理：“自主之理者，按例任意而行也……自帝君至于庶人，各品必凛遵国之律例……至于自主之理，与纵情自用迥分别矣……欲守此自主之理，大开言路，任意无碍，各语其意，各著其志。至于国政之法度，可以议论慷慨。若官员错了，抑官行苛政，酷于猛虎，明然谏责，致申训诫敬，如此露皮漏肉，破衣露体，不可逞志妄行焉。”[4]
看看这些文字对自由对国家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自由与法治的关系，说得多么准确、清楚。以后，中国的启蒙先驱魏源、徐继畬等继续介绍西方现代社会，但是应该承认，这些都是利用传教士的资料、利用传教士所介绍的一些东西来做的。假如不是固守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传统观念，要是不停留在那样可怜的水平上，我们不能不承认，19世纪中国的启蒙，甲午以前是由西方传教士唱主角的。这可以他们办的《万国公报》为代表。郑观应写的《盛世危言》也很杰出，但他也深受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