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4)
2016-02-17 01:15
导读：现在还流行对自由的其他一些解释。有人说，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老实现不了，讲了一百多年自由而没有得到，因为你讲错了，错在哪里呢？在没有根据本国
现在还流行对自由的其他一些解释。有人说，自由为什么在中国老实现不了，讲了一百多年自由而没有得到，因为你讲错了，错在哪里呢？在没有根据本国的特点，应该回到中国的传统，好好读传统你就自由了。这个说法混淆了公民自由和个人修养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自己的内心世界怎样达到平静安宁的自由境界？读传统，讲个人修养，按照理学的修养方法，有些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可是，对事关国家盛衰的公民自由来说，这是无补实际的说教。
另外，有个流行多年的说法，认识客观规律（后来加一个改造客观规律）就是自由。说认识客观世界就是自由了，几百年前，已经有人讲过。弗兰西斯·培根就说过：“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认识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9]这是认识论的一个观点，与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没有自由是两回事。
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整个社会要转型，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转型，公民的权利问题要不要解决？自由跟权利是可以互换的概念，讲公民自由，就是个人自由，就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三者是同一个东西。[10]你回避这个问题，在公民权利、公民自由受到限制受到压制的环境下，你不去争取自由，而讲修身养性，读传统，就能够读到自由了；这没有尽到一个学者应有的责任，没有尽到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你可以不说，你有缄默的自由。但是你不能讲假话，讲假话是误人的。任何时候，受到多大压力，我不说，我不开口，沉默，我保持我的尊严，但是你不能出卖灵魂。
说完这些，就要回到正题：中国人得到自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即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得到自由的。过程和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差不多，是先从经济领域得到的。在推行新政之前中国人不但没有政治自由，连经济自由也受到很大限制。一个是财产所有权实行家族所有制，父母、祖父母在，个人不得分产自立，违反者要判刑。更利害的是政府控制经济命脉，办企业一律实行批准制，要地方督抚乃至朝廷批准。而有权有势的人办企业得到批准，还可以得到垄断性的专营权。我办了，其他人在若干年内不能办同类企业。例如，第一个驻英国、法国，也是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从英国回到家乡湖南，联合乡绅，想办一个轮船公司，从湘江那边到汉口之间来往运载客货。郭嵩焘三次打报告给张之洞，都没有得到批准。郭为此走后门，找李鸿章。李鸿章跟张之洞不是那么合拍，还是解决不了。郭嵩焘在19世纪90年代初死了，生前没有实现这个愿望。直到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出面，要求在湖南境内准许轮船营运，张之洞还是不同意。理由是有了小火轮，外国人就要进来！挺讲政治的。允许私有经济比较自由发展，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特别是经过义和团事件，中国受到严厉的惩罚以后，再不能走老路了，慈禧实行新政，那个时候才大力鼓励私有经济的发展。各个地方各种各样的鼓励发展工商业的机构和制度，都建立起来了，还有种种奖励办法。另一个是公民权利和经济自由开始在法律制度上得到保障。修改原有的大清刑律，删掉那些很残酷的一些条例，然后制定出大清新刑律，新民律，还有刑事、民事诉讼法。制定了多少法律，我记不准确。很简单，你去查查文献，大致上想一想，20世纪90年代我们制订了什么法律，那个时候一般都有了。我们不过是重复大清帝国做过或没有做完的事。什么《商标法》、《专利法》、《公司法》，各种各样的法，我们不是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才有的？我们九十年代做的工作，我看了一下，大体是继续做光绪皇帝、宣统皇帝的未竟事业。到20世纪90年代才继续做这些工作，令人痛心，但是这是历史，这是现实。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总之，我们获得自由就是从清末新政开始的。民主也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的，清末各省成立咨议局，全国成立资政院，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开端。大家可以读一读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的会议记录，很有意思。讲个故事，我做过人民代表，最高的全国人民代表和最基层的乡人民代表我都做过。1988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全国人民代表，第二天报纸上公布当选名单，有位朋友拿着报纸问我，“老袁，上面那个袁伟时是不是你啊？”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叫袁伟时，报纸上登的那个袁伟时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代表我是很自豪的，1958年我在农村，农民选我做乡人民代表（广东高明县大沙乡）。那时年轻，下放劳动，我干活和工作都很卖力，农民认为这个人还不错，一选乡人民代表，很多人大声喊：“老袁！老袁！老袁！”就这样将我选上了。前几年清理乱七八糟的东西，当选乡人民代表的证书还在。根据我看过的历史材料，我参加的人代会的实践，我认为我们现在的人代会没有达到晚清咨议局的那个水平，没有达到资政院的水平；尽管顾名思义，后者还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是正式国会成立前的过渡机构。你或许不信，但我是讲真话，有记录为证。以广东咨议局的会议记录来说，对官员的批评是很尖锐的。陈炯明是咨议局的议员，他就提出来，“我们现在应该建立政党。”在通过的决议里面就说，“这个委员的建议很好，我们不要叫政党，叫辅助团体，换个名字”（大意）。这样开会，水平不低吧？清末多次请开国会运动，就是各省咨议局和商会、教育会领导的。民主也在那个时候发端了，自由、民主、法治都是在清末发端，时间有限，我不可能详细讲了。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可在网上找我的一篇文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可贵开端——我看清末新政》，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2月号上，里面讲的比较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