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开端与挫败(6)
2016-02-17 01:15
导读：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插几句话。假如我们是一个历史的研究者，是独立的公民，有自己尊严有自己人格的一个独立公民，那就应该比过去的那些政治家站的更高。我们不是他的臣子。如果我们跪在他脚下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那你就别研究了，那是奴才心态，没办法研究，没办法回答问题。我们是历史研究者，所有历史事件不过是可供解剖的历史材料，历史人物则是一些历史符号。我们要探寻这些历史符号和材料后面的东西，解开历史之谜。要是有这样的态度的话，不难发现所有各派的政治领袖，都犯了重大的错误。
首先是梁启超。梁是立宪派的领袖，那个时候作为立宪派社会基础的商会、教育会仍然非常活跃，但是立宪派没有发展成强大的政党，不可能牵制袁世凯。袁世凯本性是专制的。为什么这个家伙专制？他本来就是专制王朝的骨干，是比较开明的大臣，多说就是废话了。在一定的力量牵制下面，他就专制不了。那梁启超呢？他认为今后稳定局势，协调各方，稳定国家，要靠袁世凯；他自己则可以转移舆论，引导大家，不要那么急躁了，应该同心协力地建设国家。所以，他就参加袁世凯政权，成为参政党。但是，在袁世凯政权里面，梁启超是起不了大作用的。他起不了批判袁世凯、牵制袁世凯或者设计袁世凯的施政方向这样一些作用。袁世凯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招牌，不过是把他作为一个工具来使用。梁启超这个时候没有保持作为一个批判力量的代表，以他为代表的那些人、立宪派没有下功夫将那些社会力量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势力。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更大的错误责任恐怕发生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上。孙中山的问题在哪里呢？革命以后，他认为三民主义，有两民已实现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都实现了，剩下一个民生主义。这可以看文献，孙中山到处去讲，“以后我的责任是修铁路，十年内修二十万里铁路，大家要相信袁世凯。”（大意）二十万里，中国的铁路，修到现在还没有达到二十万里，现在我国才七万公里左右，到第十个五年计划完成，2005年，才有可能达到7万5千公里左右。十年修二十万里能吗？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你的责任不是搞实业。你搞实业，你下海了，你就不是政治家了，你就变成商人或企业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点。宣布三民主义两个主义实现了，这是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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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错误是发动“二次革命”。因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被刺引发的“二次革命”，大家都很有研究，不用讲那个过程。宋教仁被刺，用武装反抗是错误的。当时国民党是国会里面的第一大党，假如它坚持通过法治的途径来解决的话，可以把袁世凯放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地位。当时他就非常被动了，因为所有的证据都公开了，国内外都知道了。宋教仁遇刺事件是国务总理赵秉钧办的坏事，赵秉钧后面是袁世凯。其中有一个电报，就讲到了与袁世凯的关系，铁证如山。所以当时上海的地方检察厅，发了一个传票，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协助，传赵秉钧到上海来，听候审问。你看一看中国历史，有没有哪一个地方的检察机关有胆量下命令传当朝宰相来受审呢？老老实实接受我的讯问，电报说的清清楚楚。你为什么给他钱？给他电报密码，指使他暗杀人，你说清楚！这个是空前绝后吧！那赵秉钧呢，不敢反抗啊。他就说，我生病了，我有医生证明，我不能到上海，到北京来问我吧。等于我们要偷懒不上课，叫医生开个证明差不多。按照这样的情况，通过法律解决，完全可以将执政的袁世凯及其追随者置于受审判的地位，让他非常被动。与此同时，全国人心思定，希望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孙中山没有清醒地体察到民众情绪与辛亥年间不同，没有认认真真抓住这个机会，沿着法律解决的道路走下去。究其原因是造反思想没有解决，没有从思想、纲领、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彻底转变，从革命党转变为民主政党，通过选举、维护法治、代表民意、批判政敌等方式去赢得民心，赢得政权。孙中山决定起兵反抗的时候，当时很多人告诉他，不能这样干。上海陈其美反对说：“没有力量，力量对比差的太远了。”征求其他国民党都督，都说不行，力量太悬殊。孙中山不听，还要起兵。结果一败涂地，全军覆没。
